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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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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网络金融”

  开栏小语/“食货”语出《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史记》创《平准书》,《汉书》继之而为《食货志》,自此成为正史定例,而且越写越详尽。不管对正史评价如何,《食货志》反映着传统史学难得的“史识”。“食货”包含社会经济,并直接涉及到国家财政,构成政治制度的基础,不可不查。如今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所立足的市场经济、金融体系、政治制度等等,多来源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食货”问题。从本期开始,我们特邀旅美知名学者薛涌撰写“新食货志”专栏,杂述“食货”之要,以飨读者。

  新食货志

  文/薛涌

  商人银行

  欧洲在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陷入政治失序。八世纪阿拉伯人主宰了地中海,基督教世界被挤入内陆,人口萎缩、经济倒退、文化(包括文字)丧失,进入了所谓“黑暗时期”。在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开始了反弹,人口和经济都有相当的恢复,政治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秩序,并渐渐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了对地中海的主宰权。到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袭来以前,欧洲达到了中世纪繁荣的顶峰,虽然各种危机也已经呈现出来。

  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把这一逻辑展示得淋漓尽致。其核心要素,在于现金、信贷、和“网络”三项。

  现金与信贷比较好理解。商人经商成功,手中自然可能囤积大量现金。中世纪早期的商业,多以金币银币为基本媒介。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和威尼斯的杜卡特,都是中世纪通行的标准金币。有了现金,自然可以放贷生息。不过,中世纪毕竟仍是乱世,况且交通技术粗陋。携带大量现金外出经商,不仅要如同原材料一样地运输,而且必须武力押送,成本相当高。佛罗伦萨商人因足迹遍布欧洲,形成了网络,很快就发明了绕开这一现金长途周转的技术,即汇票(bill of exchange)。比如,你是位布鲁日的商人,需要到威尼斯购买东方的香料。如果不远万里携带现金,现金本身的重量也许超过同等价值的香料,运费非同小可,更不用说护卫的成本了。但是,如果你用现金到布鲁日金融街的佛罗伦萨商人那里买张汇票,则可以带着这张纸(汇票)前往威尼斯,用以支付供货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可以继续拿着你给他的汇票购买货物,也可以到威尼斯的佛罗伦萨商人那里把汇票兑换成现金。这样,佛罗伦萨商人靠着自己的网络,在布鲁日收了现金,但现金并不运到威尼斯,只是让威尼斯的支行在必要时支付给前来兑换现金的威尼斯商人一些金币而已。当然,这样从布鲁日收纳现金,在威尼斯支出,会造成两头现金的不平衡。好在贸易频繁,反向的流动也在同时进行,大致可以互相抵消。即使无法两相抵消,一年最终结算一次,把差额的现金运送一次即可。

  就这样,佛罗伦萨的商人在欧洲各大商业中心之间流通汇票,突破了当时大规模贸易的瓶颈:第一,资金流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第二,商人享受及时到款之利,拿汇票直接付账,不再必须等待押送的现金慢慢到达再成交,流通速度增加。第三,因为在大部分时间大家用汇票交易,并不需要现金卷入,这也多少解决了在贸易急剧扩张的情况下金属货币不足的“钱荒”问题,等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无怪乎有些学者把汇票视为纸币的雏形。第四,佛罗伦萨商人以出售汇票的形式接纳了现金,这些汇票往往要半年、一年后才返回兑换成现金。这样的时间差使佛罗伦萨商人手中汇聚的巨大的现金,并以此进行各种信贷服务。

  可见,要领略“网络”的神奇,不必等到乔布斯的时代,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早就开始了。其金融网络在本质上是在执行一种信息处理的功能。这些网络式金融的从业人员,必须来自一个城市,受着同一行会的法规的约束,并且彼此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人际纽带,以保障远途金融交易的可靠性。许多金融家来自大贵族,几个兄弟遍布欧洲各地互相配合。当然,这些从业人员自幼严格训练,能够进行多种货币的兑换和息率等等复杂的换算,会说几种语言。凡此种种,保证了这样金融网络的运行无碍。

  这种金融网络的意义,远远不止于远途贸易。对于长途征战的君主,更是性命攸关。试想,如果一个君主在欧洲的范围内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各种军需物资、军饷,都经常需要就地支付。如果这一切都要等待武装押运的现金慢吞吞地到达,在军情如火之时岂不误事?如果随身携带汇票,或用汇票直接进行交易,或用汇票直接到当地佛罗伦萨商人那里兑换成现金,则立即变得游刃有余。事实上,后来有“世界之君”之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尔斯五世,在十六世纪上半期转战欧洲,骁勇异常,但到了东欧与奥斯曼对峙时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维也纳的前线已经到了当时欧洲金融网络的边缘。没有这些金融服务,再厉害的军队也冒进不得。到了十八世纪七年战争之际,英国政府也是依靠类似的商业网络解决全欧洲范围内的军事供给和兵饷问题。 

  作者为旅美学者

  金融崛起

  在这一过程中最为耀目的,大概莫过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北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发源于封建秩序边缘的自治公社(commune),逐渐演化为共和体制,并以工商立国,和中世纪农业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了十三世纪时,这里已是欧洲财富的核心,并且在政治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虽为教皇所动员,实则完全被威尼斯所把持。

  作为一个几万人的城市,佛罗伦萨没有封建君主的武力,并因地处内陆而缺乏威尼斯、热那亚所享受的海利,其发展全靠高超的工商金融组织。到十四世纪初,佛罗伦萨不仅成为和北方“低地国家”(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地区)并立的毛纺织业中心,也把欧洲的大银行集于一身,可谓“中世纪的华尔街”。

  在那个时代,金融并不构成佛罗伦萨最大的产业,却是欧洲经济和政治的神经中枢。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主权债务”。“主权债务”的逻辑,起源于欧洲封建君主的财政困难。那时欧洲是个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但战争所消耗的费用一般都大大超过君主们所控制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当战争规模扩大、严重依赖雇佣军时就更是如此。如果岁入来源于农业,就必须等到收获之后才有财政能力。但战争可不会等到庄稼成熟后再开始。一个君主如果在大兵压境之际无饷可支,士兵就会哗变,雇佣军更会集体掉转枪口。所以,财政决定了君主的生死。他必须向商人借贷。

  在乱世的暴力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商人,当然知道“秀才碰到兵”的道理。他们不会相信君主“有借有还”的空口承诺,而要求还贷的抵押。此时君主能拿出来的抵押,多半是未来的岁入。也就是说,君主为了借贷,会把未来几年自己领地内的若干税收出让给商人,由商人借国王之名直接征收并装入自己的腰包,或者许诺给商人一系列商业特权,如垄断境内若干原材料,免除商税等等。当然,君主可以随时违约。但每个君主都必须掂量违约的代价。一次赖账的结果,是下次借贷困难。违约越多的君主,下一次借贷的利率越高。因为商人们知道贷给这种君主的风险,要把这种风险计入信贷成本。当今我们所熟知的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其实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如果君主借不到钱,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中世纪战争频仍。哪个君主敢轻易为一时的小利而赖账?这就是金融权力崛起之秘密。

  展现中世纪佛罗伦萨放债人的油画。画中交易的柜台在意大利语中称为“banco”,“银行”一词便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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