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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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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情色:清代公权力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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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产业

  权争利器

  承平日久,清帝国对于性产业的压制,不断在放松。

  更为著名的,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御史赵启霖弹劾总理奕匡之子、商务部部长载振,接受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送的妓女杨翠喜。

  对于官方的洁癖,不少官员和士大夫都相当不满。

  袁枚就曾公然抨击:“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欧公《本论》一篇既不能行,则饥寒怨旷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吾不为也。”

  这话虽然有很大的情绪性,不过,“徒为胥吏生财”一句,还是说在了要害上。这与鸦片战争前,官方禁烟的每道禁令,都成为官吏们提高寻租价码的工具,是一样的。最后甚至发展到,鸦片走私贸易中,官员与军队从中分红,并保驾护航。

  承平日久,清帝国对于性产业的压制,不断在放松。“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特舆隶溷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清稗类钞》)

  道光年间的性产业,开始勃兴,广州沙面俨然成为水上红灯区:

  “省城西关外十三行之上曰沙面,妓船鳞集以千数。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之目,其船用板排钉,连环成路如平地。对面排列,中成小港,层折穿通。其第一行,珠娘之上品者居之。桥而梯上之有寮焉,名寮尾,尤品者居之。……又有花船横楼,摆列成行,灯彩辉煌,照耀波间,令人应接不暇。裙屐少年、冶游公子,日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厄厨精美,珍错毕备,喧闹达旦。当夫明月初升,晚潮乍起,小艇如梭,游人若市。卖花声过,素馨茉莉之香,阵阵扑鼻,莫不往来穿插于曲港之间。十里繁灯,郎争星斗,而亭台箫鼓、画舫笙歌,惶聆杂沓之声不绝,真消金之窝、迷魂之阵也。”(刘世馨《粤屑》)

  《清稗类钞》一书,在“娼妓类”中,用5万多字的篇幅,描绘北京、天津、开封、郑州、奉天、兰州、山东大道、苏州、上海、江宁、扬州、杭州、芜湖、南昌、重庆、汉口、沙市、长沙、广州、潮州、梧州、横州南乡、福州、厦门等24个地方的性产业概况,及各种轶事趣闻,相当详尽。

  对于性产业的勃兴,《申报》分析了华人对此如此热衷的原因:“正经内眷终身闭匿室中,不令出外一步。而外间游戏之地,娱乐之境,所与偕行无非妓女。假如赴席也必招妓以佑酒,观戏也必招妓以征歌,或游名园,或涉胜境,无不挟妓与具,似乎有妓则兴高采烈,无妓则索然意尽者。而且不但同车并坐足以为乐,即不相闻问,彼则吸茗,此则呼烟,两不相关,而排徊瞻眺于其间,亦若心目俱畅,诗序言国风好色而不淫,窃以为此等风气则直谓之淫,而不特仅为好色已也。”

  同治年间,官方更是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条文,变相地宣布性产业的合法化。

  帝国“娼”盛,甚至还体现在洋妓流行。

  最初,这些进口的性工作者,仅在租界内服务于老外,不过很快就成为中国人追捧的新鲜玩意。“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选胜之地。……夷夏猱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娼寮妓馆,    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

  这些洋妓,对于华人恩客,倒也公平交易。“黄浦之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其语言者,可易服装而往,缠头费亦仅二十余金。”洋妓很快就进入了北京。“自光绪辛丑和议以后,京师禁令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为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憧憧。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

  尽管性产业已经成为灰色产业,但嫖娼狎妓依然是帝国官员的高压线,通观清代历朝的《实录》,因此而丢了乌纱帽的官员,不绝于书。不过,与其他任何“高压线”一样,嫖娼狎妓主要成了权力斗争的趁手工具,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

  光绪八年(1882年),礼部右侍郎宝廷,前往福建出任学政,归途中娶妓为妾,过于张扬,经过袁浦时被县令怀疑身份而留置,干脆自己给中央写报告自我弹劾。《越缦堂国事日记》认为,宝廷此人“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这次娶妓为妾事发,“恐疆吏发其覆”,不如自己了断。不过,宝廷以省部级高官的身份,在此种明显犯法的事情上如此张扬,也实在过于反常。因此,有人认为他是自污避祸:“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阙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自污,遂弃官入山,贫病以死。”

  1899年,以官员身份下海经商的广东“赌王”刘学询,受慈禧密派,以二品顶戴出访日本,试图缔结中日密约,遭到政敌的攻击。攻击的理由,除了刘学询在日本会见“叛贼”孙中山之外,就是刘在日本出入风月场所——孙刘多次会谈,都在妓院进行,而负责接待的日本妓女,则是日本官方的密探。

  1905年,中国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西方考察宪政,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五位考察大臣之一的尚其亨,被御史赵炳麟弹劾:“甫出国门,恣情妓馆,        大醉,遗失国书,传诸外邦,永为笑柄,大辱国格。”(《赵柏岩集》)。虽是捕风捉影之说,亦可见涉及性工作者的传闻对官场中人的杀伤力。

  更为著名的,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御史赵启霖弹劾总理奕匡之子、商务部部长载振,接受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送的妓女杨翠喜,奕匡随即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代理巡抚。这个案子,轰动朝野,还登上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成为世界级新闻。不过其幕后,却并非反腐那般简单,牵涉到多方利益博弈。(参阅本报2013年2月4日《1907:桃色反腐》)

  开禁搞活

  尽管官方对文化市场试图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但当性产业大行其道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立起牌坊,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新政改革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性产业,终于堂皇地实现了合法化。

  1905年,新成立的巡警部,在首都率先开设红灯区,按月抽收妓捐,成为开放先锋。自此,权力与情色得以公开牵手。“古有官妓,今无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清稗类钞》)

  政府一方面要保护和管理“公娼”“官妓”,另一方面则是打击私娼。无论是保护还是打击,都不是为了捍卫道德,而是为了增加税收。民政部内甚至有专门部门,监督妓院纳税情况。

  中央制定的《管理娼妓规则》,为各地开设红灯区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率先垂范的首都,则提供了榜样模式。

  如,对妓院实行总量控制,北京的妓院总数限定为373家,今后仅可增人,不得加院。无疑,如此饥饿营销,“执照”价格不菲。妓院被划分为“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四等,设定了不同的税率。

  又如,规范妓院的运营:“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定期体检,“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

  再如,对性工作者实行一定的保护:“年未满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达者不得为娼妓”; “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怀孕己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措阻”……(《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如此种种,对这个灰色产业走到阳光下,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开放之后,性产业得以蓬勃发展。有好事者估算各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约208人有一妓,汉口150人有一妓,上海147人有一妓,广州837人有一妓,哈尔滨82人有一妓,牛庄113人有一妓,这几个城市平均257人约有一妓(邝震鸣《贫穷与娼妓》1930年版)。这个比例,相当惊人,因为其并未包括数量更大的私娼。性产业俨然成为新时代的朝阳产业。

  对于通过“妓捐”增加财政收入,得到了一些媒体的支持。《申报》发表《论妓捐》一文,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之今日,亦尚不无裨益。盖嫖之兴赌,赌之兴烟,皆害民之举。揆诸正本清源之理,均宜厉禁高悬,不容民之或犯。然今日赌则有饷,膏则有捐,国家既为筹款之大宗,民间亦视为应设之常肆,然则推而广之,虽竟捐及妓寮,亦得谓出于情理之外。……(妓捐)此法之行,不特有益于筹捐之法,亦且有合于防弊之端。倘开设妓院者能遵照定章踊跃捐纳,于筹款固无不增益。若竟畏其繁扰,相率改图,则孽海中少此若干人,未始非良民之福。所谓以不禁为禁者,此也,世有通达治体者,或亦不以子言为乖缪乎。夫陈义甚高,而事多窒碍,则求全则备之徒或有议之者,而非子之所敢知也已”(1902年11月13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毒攻毒。

  一些媒体甚至开始公开扮演皮条客的角色。广东出版的《天趣报》,从1907年开始进行妓女选秀活动,其发布的“花榜”,对广东性产业的价格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还刊发高级性工作者的照片,进行全方位的营销。能在该报上露脸,成为妓院、妓女们竞争的焦点。

  性产业的开放,也导致了淫靡文艺作品大行其道。“茶馆弹唱淫邪小书本干例禁,但新政以来各处又皆阳奉阴违。各茶馆悉皆违禁私唱淫词且又招留妇人听,每夜喧扰异常”。民初,甚至有官员在生日宴会上邀请艺人大跳裸体舞。

  尽管官方对文化市场试图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但当性产业大行其道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立起牌坊,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传统社会日渐失序,这不仅是转型期的标志,也是官方掌控能力不断衰弱的标志。

  纸糊的牌坊,连遮羞的功能也彻底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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