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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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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话题
15至17世纪前期东亚的官商、私商与军商(下)

    先锋话题

    文/李伯重

    在本文上篇中,我们对近代早期国际贸易商人的成长渊源和生存环境,作了归纳性分析,下篇将通过一些实例,对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各类代表性商人,即官商、私商与军商的情况,逐一进行扼要讨论。

    17世纪中期,因荷兰与西班牙签订和约,荷英关系恶化,为争夺资源和市场,于1652~1654年爆发第一次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图为双方的一场海战图。由于荷兰此后一度将重心放在欧洲本土对英作战上,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带来了难得时机。这也可视作早期“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案例。

    “东西”通吃看“官商”

    写亦虎仙为哈密回回首领,曾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他们一行人到北京后,明廷礼部悯其流寓之穷,计其驼马方物价值,给赐缎绢五千余匹。

    “官商”的第一类,即由一个国家政府(或部族政权)派遣、代表该国(或该部族)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人。

    这类商人最突出的例子,见于明朝时的东北亚地区朝贡贸易。在15至17世纪前半期的东亚世界,只有中国和朝鲜两国,是统一并且拥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朝也是东亚仅有的两个具备“民族国家”初期特征的政经实体。因此之故,两国之间的关系最为正规化,彼此的朝贡贸易有清楚的“国际贸易”特征。从事此项贸易的是外交使团,由国家派遣,各为其主,是典型的“官商”。

    而不同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中,又以明朝与东北女真人双方的“官商”往来最有特色。明代的女真,是在明朝宗主权监护之下的半独立地方政权,双方的商业往来也算是朝贡贸易。拥有特殊身份的女真商人才能够从事这项贸易,成员多由得到进京朝贡资格的女真各部首领组成。他们既是部族首领,又是明朝设置的地方官,还必须拥有明朝授予的敕书,才能获得参与朝贡行程与马市贸易的特权。

    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权力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官商,即由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其从事与明朝贸易的商人。

    “官商”的第二类,即虽非一国政府(或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该国(或该政权),但得到本国政府(或政权)授权和支持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

    这类商人在中亚(即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与明朝的贸易中非常活跃。明朝和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贸易有四个特点:(1)使团人数众多,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2)进贡的方物(土特产)数量大,少则几十、几百匹马驼,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马;(3)明朝中央政府回赐的物品也数额可观,赏赐钞锭数由二万、三万至六万余两,一次赐绢多达一千余匹;(4)朝贡贸易持续时间长,几乎与明朝二百多年统治相始终。这种朝贡贸易,是名副其实由官方主导的经贸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从事此项朝贡贸易的商人,是一些与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商人家族。典型例子之一,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写亦虎仙家族。写亦虎仙为哈密回回首领,曾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明弘治十年(1497年),哈密地方统治者派遣写亦虎仙等人为使臣,向明朝进贡。他们一行人到北京后,明廷礼部悯其流寓之穷,计其驼马方物价值,给赐缎绢五千余匹。写亦虎仙熟知明廷给赐规则,对礼部薄减衣服彩缎做法不满,在赏赐已毕、买卖达成之后,仍辗转延住,奏讨不已。

    作为哈密的使臣,写亦虎仙不是以加强哈密与明朝的联系为使命,而是以追求财富为首要目的,充分凸显他的商人天性。这也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家族的重要特征。写亦虎仙家族通过参与朝贡贸易,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

    这类贸易家族,与明朝政府、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写亦虎仙是哈密卫故都督佥事赛亦撒隆之侄,也是哈密人火辛哈即的女婿,他的女儿则嫁给了吐鲁番速檀(苏丹)阿黑麻的使臣火者马黑木。其岳父火辛哈即也把另一女儿嫁给了阿黑麻的亲信牙木兰;牙木兰又以妹嫁火辛哈即的侄儿亦思马因。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家族网络。当时西域的国际贸易,大多是通过类似家族网络运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写亦虎仙既充当哈密统治者的使臣与明朝交涉,得到明朝的赏赐和官职,同时又充当明朝驻甘肃疆吏彭泽的使臣,被派往敌对的吐鲁番进行交涉。其纷繁复杂的的头衔与经历表明:

    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唯有充当使臣才能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他虽是哈密回回首领,却利用哈密地方统治者忠顺王和都督奄克孛剌的名义,出使明朝进贡,反过来又以明朝使臣身份出使吐鲁番,多方发财致富,“官商”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私商”大多是凭借自己的关系网买卖货物,不过,明朝时的东亚海上贸易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商船出海,往往要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乃至直接受武装集团的控制。

    “私商”的第一类,即采取日常经营方式,和平地参与国际贸易的普通商人,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私商,以福建海商为最典型。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厦门大学教授,明清经济史专家)就对明代福建海商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指出:明代初年,福建海商受到贡舶贸易的支配,仅作被动的、消极的经济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两朝,他们才和从前不一样了,日渐积极地直接投身海上贸易,以自由商人的姿态出现,并大大地扩展了其活动范围。

    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民间造巨船下海通番已蔚然成风,沿海社会经济出现了很大变化,引起明朝政府严重关注,《明实录》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但这些“自由商人”不仅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反而受到严厉限制和打击,处境相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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