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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1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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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安边策
道光年间那彦成治疆

    文/陈跃

    清朝统一新疆不久,南疆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清军兵威下,浩罕汗国(在今中亚地区)虽交出大小和卓尸身,却将其个别家属藏匿。历经60余年后,大小和卓后裔势力再度壮大。浩罕借助和卓影响,干涉我国新疆事务,获取贸易好处。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在浩罕支持下,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发动叛乱,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等殉难。直隶总督那彦成指出:“为今之计,断不能不厚集兵力,大加惩创,以振国威。”道光帝命伊犁将军长龄率兵平叛,于道光七年(1827年)收复南疆西四城。

    平叛后,道光帝下旨长龄:“善后事宜最关紧要,务须慎密妥筹”。长龄建议将羁押在京师的波罗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赏给职衔,让其管理南疆西四城民众。道光帝予以严斥,派那彦成以钦差大臣身份接替长龄。

    三管齐下严密稽查

    那彦成,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大学士阿桂之孙,曾任伊犁领队大臣、喀喇沙尔、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对新疆情形较为熟悉。他在善后期间共奏事140余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革新除弊,强化内治。首先是革除各处南疆各城伯克陋规。南疆各城伯克借办公之名,摊派苛敛,从中肥己。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每月按户派钱,名为“克列克里克”。如有不敷,再行续派,名为“色里克”。那彦成禁止伯克肆意向民众收税,并勒石于各城大臣和阿奇木衙门以示警戒。

    其次是革除南疆补放伯克积弊。参考内地体制,重定伯克简放章程,考核劳绩、资格、人才、家世四项,以差额推荐之法,重在考察对国忠诚和实际功绩,重申了回避制度。

    再次是加强对新疆各城官吏考核。按照内地监察制度考察新疆官吏,乌鲁木齐都统考核哈密、吐鲁番、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负责考核南疆七城,全疆统辖于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均应秉公监察。

    此外,颁布禁例,例禁十六条,使民众知法守法。增设边防卡伦,制定建设堡卡和分巡驻守章程,加强防卫。清查私田,纳租赋税,以南疆之利供南疆之用。由京城拣派南疆各城章京,整饬基层吏治。改换防兵为携眷兵,安设重兵,以利镇抚。练兵强军以重边防,防患于未然。

    第二方面,安抚布鲁特,重建南疆藩篱。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那彦成指出布鲁特对新疆边防非常重要,“无事则卫我藩篱,有事则用为间谍,寄以侦探”。后因抚驭失宜,错失布鲁特支持,宜趁此良机,将其“普行收抚,示以羁縻,使之诚心向顺,自可永奠边圉”。道光帝认可:“善后总以收抚布鲁特为要。”

    道光八年(1828年)四月,那彦成招抚布鲁特各部,代表清政府向布鲁特首领主动承认此前错误,请求对接受安抚的部落首领分别授以三四品顶戴,并酌赏缎帛和银两作为岁俸,却被道光帝以“国家无此政体,且此事并非迫不及待”为由而勒令停止。

    第三方面,以贸易为战,迫使浩罕交出和卓后裔。浩罕国王不仅暗中扶持和卓后裔,更有甚者,还在张格尔叛乱期间率数千军队攻打喀什噶尔汉城。动乱期间,在南疆经商的浩罕商人也纷纷充当间谍。“深知虚实,往来交接,声息相通。”故此,署陕甘总督鄂山于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率先提出对浩罕断绝贸易,“筹办善后,严禁往来贸易”。

    在清政府缉捕张格尔后,浩罕竟以维护教义之名拒绝交出张格尔亲属,激起长龄的愤怒。十一月,长龄奏请断绝与浩罕贸易,迫其交出张格尔亲属。道光帝批准,要求“那彦成到彼,体察情形,严定章程办理,务须实力稽查,不可有名无实”。一个月后,再次谕令“必须稽察严密,勿使偷漏”。

    “攘外安内”功亏一篑

    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那彦成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内患不除,即无以善其后,必须将安集延陆续全行逐出,断不可再有因循”。行动分两步:一是严禁贸易,二是驱逐境内的安集延商人。那彦成行抵喀什噶尔城后,即刻断绝与浩罕的贸易往来。道光帝谕令“此时惟严守卡伦,禁绝贸易”。

    鉴于浩罕商人众多,那彦成将南疆各城流寓在十年以内之贩运违禁商品的安集延人先行驱逐,没收其囤积的茶叶、大黄;其余暂准居住,编入户籍,当差种地,田地不得超过100亩,不准婚娶置产。如有偷贩大黄、茶叶出卡,及囤积违禁物件,或被人控诉有罪,即行驱逐。道光帝要求“总要实力奉行,断不可日久疏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仅为权宜之计。那彦成曾言:“禁绝浩罕贸易系一时控制之法,俟该夷恭顺听命,仍当加惠通商。”其目的就是迫使浩罕“一经猛醒,必先缚献逆属扣关纳款。”然而在那彦成返回内地后,浩罕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再生入侵我国新疆的野心。

    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浩罕纠集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出兵三万余人,又勾结布鲁特阿坦台、汰列克等部落,侵入卡伦后,径犯喀什噶尔城,攻陷喀什噶尔回城,并围攻汉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色勒库尔。得知南疆再乱,道光帝复命长龄为扬威将军,率军平定。十一月,浩罕军得知清军即至,便在大肆抢掠后返回。道光帝以那彦成处置浩罕贸易不当引发动乱而将其革职问罪。

    道光帝对张格尔之乱较为重视,对那彦成提出的建议较为认可,却在后期多次否定,特别是勒停招抚布鲁特,致使那彦成重建“南疆藩篱”规划流产。玉素普之乱中,仍有大量布鲁特人参与,可见道光帝的失误。

    那彦成改革南疆基层治理的诸多弊端,以“强化内治”的举措,淡化南疆的“特殊化”。然而,道光帝一再强调南疆情形“非内地可比”,“必不能以内地礼法绳之”。这种墨守陈规的思想,在最高决策层否定了新疆与内地一体化,以至于乾隆朝治理南疆时留下的潜在隐患,并没有在道光朝得以清除。

    南疆诸多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在同治朝(1862~1874年)末年总爆发,致使清政府在南疆的统治陷入崩溃。《清史稿》对此评价道,南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那彦成力 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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