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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3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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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望“广交会”
——广州近现代外贸150年

    本报资料室/图

    繁忙的广州黄埔港。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见证了中国千年外贸史。

    开篇语/“广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深、历代相沿、唯一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没有古老的广州港,中国对外贸易史也就支离破碎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一书中的评价。远在秦汉时期,时称番禺的广州已是海上贸易中心,历经唐宋两代中外商舶云集的黄金时代,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获得钦定“一口贸易”的殊荣。

    两百年后,1957年4月25日创办于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The China Import andExportFair,简称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是这座饱经千载风雨的开放前哨,在现当代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外贸大潮中,仍能引领风骚的明证。

    今年新春伊始,中国以及全球各地都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危难之际,最可贵的是处变不惊,以变应变。4月7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127届广交会将于6月中下旬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这场已延续超过一个甲子的中外贸易盛会,又将焕发新生,再一次傲立潮头。

    此时此刻,我们回望一个半世纪以来华南商都的外贸风云,可谓正当其时。

    文/陈柏坚黄启臣

    清同治八年(1869年),即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前,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与中国贸易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四分之一航程。

    国际金融行情急剧变动,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展,中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有两千多年历史、长盛不衰的广州口岸外贸活动,随之水涨船高。

    自同治九年至宣统三年(1870~1911年),是晚清的最后四十年,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第一波浪潮起伏的关键时期。

    本期内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催动外贸复苏(1870~1894年);二,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动荡大变局中继续曲折前行(1895~1911年)。

    战火过后“同光”复苏

    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八年,短短不到二十年间,广州口岸进出口总值翻了一番。

    先说第一阶段广州外贸的复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对外贸易逐步半殖民地化,伴随着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在外来强权软硬兼施的胁迫下依次开放,清中前期由皇帝钦定“一口贸易”的广州,外贸数额呈明显下降趋势。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左右,下降趋势才转为停滞状态。但同治九年之后,广州外贸又一度出现复苏迹象。

    据广州海关各年关册(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所载“洋货净进口、土货净出口”数据,同治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870~1885年),广州口岸进出口总值从未达到过三千万关两(编按:又称“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最低,约2057万关两。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广州口岸外贸上升幅度又很大,全年进出口总值跃升到3700多万关两,此后四五年间一直维持在3700万至3900万关两左右。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后,突破了4000万关两,第二年即达到4675万关两以上,为这二十五年里的最高纪录,与最低的同治十三年相比增长了83%,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增长了127%以上。短短不到二十年间,进出口总值翻了一番,可见当时广州外贸发展速度不慢。

    再进一步说,这二十五年间,广州口岸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商品的货值,都呈增长势头。研究这一时期广州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值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其复苏态势。从广州海关关册统计来看,同治十二年(1873年)进口洋货已有79种,到光绪十八年增加到194种,大宗洋货以鸦片、棉产品(棉花、棉纱、棉织品等)为主。其他杂货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种类繁多。出口土货方面,同治十二年已有168种,到光绪十八年增至230多种,以茶叶、蚕丝为大宗。

    棉花、洋纱与鸦片

    在蒸蒸日上的对外贸易数据中,有一个惊人的污点无法轻易抹去。自有鸦片贸易以来,广州就是此项贸易的一个中心地区,直到1850年,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鸦片交易的最大市场。

    棉花本来不是中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一直有大量出口,但广东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广东乡间认为种棉花耗费劳动多,却很可能“有劳而无功,成本得利之比,与杂粮相差不远”。大致来说,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主要与气候有关。广东多雨,本地不种棉,往往要从北方地区和外国输入,史籍记载“中国输入之棉花,悉为印度所产,恒在广州、汕头二埠进口,而输入广州者较汕头为多”。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1870~1877年),大多数年份广州进口外国棉花都在10万担以上。而光绪四年至十八年

    (1878~1892年),则从未达到10万担,波动剧烈,似无规律可循。光绪十九年后,更跌至1万多担。

    个中缘由,按时任广州海关英籍税务司德鲁的说法是,“这种衰退是由于印度外汇状况混乱,以及本地(指广州地区)长久的水灾,导致乡下织工贫困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国外棉纱的大量输入,限制了作为棉织原料的棉花之需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附近就有家庭用洋纱上机织布了,尽管洋纱进口还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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