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封莉深圳报道

    这一刻，孙海洋夫妇等了14年。2021年12月6日，公安部在广东省深圳市组织开展“团圆”行动认亲活动，帮助离散十余年的3组家庭实现团圆。寻子14年的孙海洋夫妇终于见到幼年被拐的亲生儿子孙卓。

    他们奔向彼此。父亲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儿子叫了声爸爸，父亲嚎啕大哭。

    父亲盯着孩子的脸，叫着儿子的小名卓卓，又抱着孩子大哭，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

    他将孩子死死搂在怀里，一刻也不肯松手。他太高兴太激动了，事后告诉记者“激动得不知怎么弄”。他试图像儿时一样抱起孩子，嚎哭着抱着儿子转圈，但是47岁的他已经抱不动18岁的儿子了。

    儿子早已没有了儿时的记忆，面对血缘上最亲近却又陌生的双亲表达出的极度热烈的情感，让其“有点紧张有点懵”。

    儿子轻拍父亲的背，轻声安慰：“爸爸，没事。”得到回应的父亲，激动地跺脚，“快点给我拿手机来，我要给奶奶打电话！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孙卓幼年曾随奶奶生活，感情深厚。

    父亲哭得站不住，儿子用胳膊支撑起父亲。

    母亲抱着、围绕着父子两人抹泪。儿子叫了声妈妈，将父母揽进怀里，抚慰亲生父母14年寻子的伤痛。父亲端详儿子的脸，又按住儿子的头查看头顶是否有两个旋儿，这是他记忆中幼年孙卓的特征。

    在当天的认亲仪式上，符勇彭冬英夫妇见到了14年前被拐的儿子符建涛。孙卓和符建涛先后在2007年10月9日和12月28日，分别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沙河街和南山区蛇口兰园小区被拐走，两地仅相隔七八公里。孙海洋的直觉告诉他，这很有可能是同一人作案。

    案件发生后，深圳市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案件，但受限于侦查手段和技术条件，多年来一直未取得突破。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朱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是“扎在我们心头的一根刺”。

    2021年“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对历年儿童失踪被拐案进行全面清理，将上述案件作为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在公安部“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和广东省公安厅会战专班的努力下，专案组终于在山东找到了被拐14年的符建涛和孙卓，并抓获接连拐走孙卓和符建涛的吴某龙。

    当天的认亲仪式上，广东省茂名市杨某青夫妇与被拐17年的儿子团圆。相见之前播放视频，当儿子的身影出现在视频上，杨某青夫妇早已泪流满面。

    孩子丢了

    一个人贩子从门口经过，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玩具车给孩子玩，把孩子拐走了。

    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带着妻儿来到深圳白石洲，在城中村开了一家包子铺。这一年，孙海洋34岁。他到深圳是“带着很多梦想来的”，让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不要像他一样没有文化，只能做包子。

    孙海洋在偏远落后农村长大，他只读了小学，15岁就出来打工。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也这样成长，他选择城中村的这个店铺，是因为隔壁就是幼儿园。

    他的生意很好，孩子就在隔壁幼儿园上学，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把孩子带到大城市，看着他在这里成长。

    10月8日，是幼儿园入学第一天。10月9日晚上7:30，孙海洋妻子在店里切葱姜，让孙海洋把孙卓看好。从夜里一两点忙到现在，孙海洋太困了，一下子睡着了，“天都要黑了，你不要出去了”，是他跟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孩子头都没回。孙海洋没有在意，就在包子铺门口玩，没事的。

    “一个人贩子从门口经过，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玩具车给孩子玩，把孩子拐走了。”后来，孙海洋无数次对记者们回忆说。

    孙海洋的人生，从怎么培养孩子，变成了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孩子。

    白石洲是深圳典型的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里汇集着全国各地来的务工人员。孙海洋朝着目击证人指的方向追去，每到十字巷口他就“很困难地不知道往哪边走”，他觉得人贩子会走人少的路，结果追错了路，直到面前出现一片树林，孙卓还是不见踪影。

    他只好回来制作寻人启事，当天晚上就开始制作，第二天就开始张贴。但是没有电话打来，一个电话都没有。

    这时孙海洋的父母兄姐都从湖北老家赶来了，全家人一起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金额从5万元涨到10万元，然而还是没有电话打来。孙海洋干脆把包子铺的招牌扯下来，换了“悬赏20万寻儿子店”的招牌。

    每天贴广告回来，孙海洋就沿着目击证人指的方向走来走去，思考人贩子到底带着孩子走哪里去了。直到第六天，他发现附近超市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路口。

    寻找孩子

    14年来，孙海洋为了寻子几乎跑遍全国，听说哪里有线索就跑到当地去看。

    监控视频里，一个身着白衬衣黑长裤的中年男子，拿玩具车给孙卓玩，还买了一串芒果给孩子吃。

    接到报案的深圳市公安局围绕案发现场的中心向外逐步扩大搜索范围，但始终没有发现有效线索。

    孙海洋四处贴小广告，晚上贴，白天城管就会撕掉。他想到了一招，专门跑到某报社当地办事处，在周围小巷子贴了很多悬赏20万的广告。第二天八九点钟，真的有一名记者联系他，这位记者的名字，孙海洋说他一生也不会忘。

    开始有电话打进来的，有其他丢失孩子的父母，也有提供信息、出谋划策的好人，但更多的是骗子，说孩子就在他们手上，无一例外要求孙海洋把钱先打到他账上，有的甚至要求他代交500块钱的话费，就告诉他孩子在哪里。

    最多的一天，孙海洋接到了40多个骗子电话。孙海洋对记者说，他并不恨这些骗子，骗子给他打电话，说明寻子悬赏广告效果好。悬赏5万、10万元时没人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他很绝望。

    他怀着希望，每天晚上出去和这些要钱的骗子见面，买烟买饮料说好话，到最后骗子坦承：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我就是想骗钱。

    后来，这些电话慢慢少了，“连骗子都不骗他了”。

    14年来，孙海洋为了寻子几乎跑遍全国，听说哪里有线索就跑到当地去看。有一次打拐志愿者发给他一张照片，孙海洋觉得很像孙卓，虽然瘦小了一点，但被拐卖吃不好很正常。深圳公安调查后反馈给他，不是。过了半个月，孙海洋没有地方、没有线索寻找孩子，就想万一那个孩子是呢，就又找深圳公安再帮他调查一次，又调查一次，结果还是不是。

    “家长不放弃寻找的希望，有时会接到这样那样的线索。我们都不遗余力地奔赴外地去调查核实。”朱江对记者说。朱江所在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一大队负责对拐卖案件的侦办，“我们也会通过相关技术比对，模糊地检索。然后对于可能是疑似的对象，进行接触，最终确认或排除。”

    孙海洋又在家里待了半个月，实在没处去找孩子，万一他们搞错呢，他决定亲自去看看。他抱着一丁点希望去了，在路上想千万不能不是我的孩子，他很紧张，最后一看不是，很痛苦，大哭起来，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没有丢失孩子经历的人，可能没法理解他，“有很多人说我有神经病了，其实我真的没办法找。”孙海洋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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