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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融资型CDR的制度安排，此次修订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以新增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内公开发行上市中国存托凭证，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采用市场化询价机制确定发行价格。明确募集资金原则上应当用于主业，发行人可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将资金汇出境外或留存境内使用。
在王一峰看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将有助于在境内资本市场引入国外优质企业，打造独立的资本内循环市场。从投资者角度，将为投资人参与国外企业的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通道。
在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和持续监管方面，总体上实行与创新企业试点中境外已上市红筹企业相同的标准。在年报披露方面，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沿用境外现行年报在境内披露，同时说明境外现行年报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主要差异及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聘请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主要差异出具法律意见。在会计准则方面，对采用等效会计准则的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允许其采用根据等效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计算相关财务指标。在权益变动及收购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方面，按照境外投资者是否持有中国存托凭证进行区分，持有中国存托凭证的应按照境内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考虑到目前东向业务和西向业务仍有充足额度，维持现有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跨境资金总额度不变，东向业务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西向业务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开展跨境转换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可在相关市场持有不超过等值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和特定投资品种，以缩短跨境转换周期、对冲市场风险。后续视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运行情况和市场需求，对总额度和上述资产余额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