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2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关键之年。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金融将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文爱华在《关于推进乡村金融深度赋能的建议》指出，目前乡村金融服务体系仍不够健全。健全乡村金融体系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但相比成熟的城市金融体系而言，仍有待进一步健全。

    “首先，是服务体系不完整。组织、市场、产品、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存在市场结构、服务主体、金融服务比较单一等问题。拿服务乡村的金融机构来说，仍以银行为主，结构比较单一，保险、信托、证券、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涉足不深。而银行中除政策性银行，以及农信社、农商行、农行、邮储银行等传统银行，还有建行等以全新模式下沉乡村的银行外，还需更多类型的银行，发挥不同的优势，并且广泛研发产品、探索新的服务模式，支持乡村振兴。其次，是监管政策和制度不适配。存在一些制度缺失、过时、不适用，以及政策不协调、不配套等情况，难以适应不断创新的乡村金融。”文爱华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持续完善，但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板，首先是农村金融供给相对不足，“三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理应得到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但从数据上来看，2021年全国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0.9%、低于全国同期各项贷款同比11.6%的增速；其次，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

    全国人大代表、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董事长朱苏荣认为，目前，我国现行金融法律缺少农村金融专门立法，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等法律阶位较低，权威性不足，难以完全支撑农村金融服务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为此亟待制定《农村金融法》。

    从对策来看，文爱华建议：“应进一步健全乡村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乡村金融顶层设计，组织、市场、产品、监管等体系协同发力：一是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根据不同类型的涉农金融机构，建立不同的监管模式，并加大政策倾斜，激励更多金融机构涉足乡村。二是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在监管部门的政策、协调和指引下，形成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银行，以不同的方式，着眼不同的领域，为乡村提供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服务。”

    “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统筹协同，形成银行、担保、抵押、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各司其责、合作互补，共同服务乡村的格局。四是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除‘存贷汇缴投’等基础金融服务外，让理财、保险、基金等90%以上的城市金融产品，快速进入乡村，推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文爱华表示。

    法律体系层面，朱苏荣指出，应明确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法定责任，商业性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分配的重要载体，应当承担服务“三农”的责任，接受法律监督，服从乡村战略发展大局，将商业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法定化，有利于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持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保障。同时，应当配套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财政及税收等激励措施，促进商业性金融机构持续完善“三农”服务保障。

    从机构体系建设方面看，孔发龙则建议国家加强顶层设计，设立中国乡村振兴银行。他表示，一是在农合机构基础上组建乡村振兴银行，充分考虑农合机构（指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现状、作用与地位，从成本最小、见效最快、功能最显的角度出发，在整合全国农合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乡村振兴银行；二是把其他商业银行县域机构并入乡村振兴银行；三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乡村振兴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

    本报记者慈玉鹏张荣旺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