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晓宇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即便他精通英、日、德三门外语，即便他翻译了20多部外文作品，即便在出版社的编辑那里，他得到了很不错的评价，但翻译，无非是一件工作而已。一夜之间，他变成了天才，被冠之以这个称谓，既来自于他的父亲，也来自于这一切与他身上“双相情感障碍”身份的冲突。这似乎暗合了人们心中关于“天才”与“偏执”内在关联的某种认知。他和他的家庭开始短暂地来到聚光灯下，过起不一样的生活，但这一切又终将远去。金晓宇和他的家庭，终归会被舆论放置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然后，这个家庭继续他们的人生。在人间，生活总有期许。就像高尔基说的，只有诗歌需要美，而美，却不需要诗歌。

    本报记者郑丹杭州嘉兴报道

    “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面对来者的提问，金晓宇坦然否认了“天才”的美誉。“我并不是什么天才，翻译只是一份工作，每一门外语，平均下来都要花十一二年时间学的。”他承认，这个称号里掺杂了父爱的成分。

    2022年1月18日，《杭州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杭州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让这个50岁的男人一夜爆火，金晓宇突然被媒体冠以“天才”之称。他精通日语、德语和英语，在10年时间里翻译了17本书，同时，他又需要与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精神疾病做斗争。

    媒体、影视公司、公益组织、翻译协会等社会各界人士都来了，这出乎意料的影响力，让父子俩情绪亢奋。金晓宇86岁的父亲金性勇几次笑着跟大家说，自己和儿子成名人了。昔日的同学和老师们才知道，原来金晓宇还活着。

    在此之前，整个社区38栋楼，2174户人家，很少有人跟金性勇一家打交道。邻居们偶尔可以看到86岁的金性勇在儿子的搀扶下散步，早几年，金性勇的老伴也会陪着儿子在小区周边散步，回来都径直消失在那个黑黢黢的拐角，房门紧闭。

    邻居们对金晓宇一无所知，

    金性勇也从来不讲。一位老大爷有时路过，看到金晓宇对着窗边的电脑直直坐着，他跟《中国经营报》记者开玩笑道，“我们讲他不会说中文，只搞洋文的。”

    “我们的故事”

    两份工资，早早地置办了电器“三大件”。

    金性勇一直在等一封来信，或者一个电话。他有心理准备，也可能什么都等不到。

    那是2021年底的一天，他决定写信给《杭州日报》的副刊《倾听 ·人生》栏目，讲述自己儿子金晓宇的故事。

    彼时，金性勇的老伴曹美藻，患阿尔兹海默症卧病在床已经3年。大儿子金晓天远在澳大利亚定居，跟家里失联了3年多，小儿子金晓宇前不久躁郁症发作，被送进了杭州第七人民医院。

    他在信里写到，过去这10年，儿子金晓宇翻译了英语、日语、德语的22本书（实际为17本），但翻译界还不知道金晓宇的名字，他是个天才。五六页纸写得很详细，后面附上电话和地址，迟迟没有等来回复。

    到了耄耋之年的金性勇，习惯头戴一顶毛呢贝雷帽，酒红色的开衫毛衣打底，黑白格子围巾塞进棉袄领口处。额头有零星的老年斑，两条长寿眉高高翘起。说话时，露出仅剩的一颗被虫蛀的门牙，瘪陷的双颊被气流扇动得上下起伏，咬字并不很清晰。

    他平时寡言少语，从来不会跟邻居们讲自己的故事。“没什么好讲的，他们都知道我儿子会发病，我说我儿子做翻译，他们也不会相信。”

    “我跟老伴在一起，感觉很孤单。我希望有人来听听我们的故事，我一个人在寂寞之中，感觉能够给我儿子、给我老伴做点事情，我只能用我的笔写一点东西。”金性勇说，老伴身体每况愈下，自己年纪也大了，他最希望，是儿子以后能“有饭吃”。

    一个多月后，金性勇终于接到了《杭州日报》一位编辑约访的电话。此时，老伴曹美藻刚刚离世，他百感交集，在电话里哭着说“谢谢”。

    这个家庭的黑白往事，就此一幕幕重新浮现。

    故事要从上世纪40年代讲起，金性勇与老伴曹美藻相识于两人共同的老家——嘉兴桐乡。曹美藻的父亲是桐乡一中的第一任国文老师。母亲是富庶家庭出身的小姐，也是老师，因为教书育人有方，被尊称为“先生”，为了子女读书，她不惜变卖自己所有的嫁妆。

    金性勇就是曹母的学生之一，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住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

    金性勇的爷爷手里有100多亩田地，父亲是桐乡一所小学的校长。后来时代变迁，家道中落。到了初高中，金性勇靠哥哥姐姐每月接济5块钱的生活费读书，一路省吃俭用，在当地最好的嘉兴中学读书，考上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于1957年大学毕业。

    曹美藻比金性勇小3岁，本科南京大学毕业后，就赶往天津，追随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的金性勇。金性勇还特意写过信给曹美藻，让她考虑清楚，曹美藻还是来了。

    没有浪漫的恋爱史，两人的交往仅限于周末一起拘谨地吃饭，就这样过了几年。1967年金性勇和曹美藻成婚。“那时候乱得很，从天津到浙江，路上硬班车走了3天。”

    曹家和金家的这桩婚姻，在现在看来，都是门当户对。金性勇和曹美藻退休前，都是化学制药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收入可观。他们各自有兄弟姊妹四个，两人在姊妹中，都是学历最高的。两个家族的近三代人，大多毕业于国内名校，包括军人、教师以及各行业的学术研究者。

    毕业工作的那些年，是金性勇的高光时刻。他曾和妻子一起在天津出版专业书籍《工业催化剂的选择》。1984年，金性勇携带家眷辗转回到杭州，赶上杭州民生药厂人才引进项目，和妻子双双担任厂子里的高级工程师。房子有单位分配，两个儿子进了杭州最好的中学。

    “他们工程师搞技术，拿个玻璃瓶甩，制药的，我们工人生产的药都要通过他们化验。”一位民生药厂的老电工向记者形容，那时候厂子里大多是工人，学历门槛有硬要求的高级工程师占比相当少。

    后期，金性勇从技术部门转岗，负责民生药厂的情报工作，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杭州民生药厂的一系列合作。应工作需求，金性勇在国内各地频繁出差，还曾前往泰国曼谷的分工厂，做了一年半副厂长，后又跟随领导赴日本东京考察制药项目。如果算上补贴，情况好的时候，金性勇能每个月两份工资，早早地置办了电器“三大件”。在当时，俨然已经踏入高薪阶层。

    日本出差期间，他打电话问孩子们想要什么礼物。回国时，给侄子买了一辆日本进口的摩托车，小儿子金晓宇说自己什么都不要，金性勇直接给了金晓宇1000美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1万块钱。又为大儿子金晓天买进一套1万元的日本先锋牌音响，至今还摆在客厅里，左右两个音箱已经落了一层灰，中间是摆放杂物的电视柜，没有电视。

    这段经历，被金性勇描述为“先甜，后苦，再甜，再苦”的人生经历概括中，第三个“再甜”的阶段，前两者分别是家境富裕之甜和求学之苦。

    最后一个阶段的“再苦”，跨度长达金性勇的大半辈子。

    逃避的方式

    “围棋只是一个逃避的方式，不想去学校，不是因为围棋引起的。”

    金性勇说，自从晓宇病了，家就变了。

    到了20多岁的年纪，金晓宇突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躁狂抑郁症，这是一种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疾病，也叫“双相情感障碍”。对这种疾病，金性勇和曹美藻是完全陌生的。

    梳理金晓宇的人生轨迹，金性勇能想到的转折点，只有儿子6岁那年，被邻居家一个小男孩用气枪刺瞎了右眼。

    这段经历，金晓宇记得很清楚。“他（邻居男孩）气枪上装了一根铅笔，我在那儿看小人书，他用气枪对着我，说‘我打你信不信’，我抬头看我哥哥坐在旁边，有了底气，说了句不信，啪一下打过来，就造成这么个后果。”当天晚上，他听了哥哥的话，没有告诉父母，睡一觉醒来，发现右眼看不见了。

    正在北京出差的金性勇，接到家里通知儿子受伤的电话，急忙赶回天津。夫妇俩寻遍了天津的医生，都没有法子。金性勇只能带儿子去北京做晶体摘除手术，将眼球清洗干净，清洗到“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使其勉强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长期用一只眼球看东西，导致金晓宇左眼斜视，到初中，又落了个近视。金性勇在给儿子配眼镜时，左右两个镜片配磨成一样的度数。这样一来，瞒过了金晓宇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人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以为只是斜视。关于这个秘密，全家人达成默契，从来不会对外人提起。

    金性勇琢磨，眼睛的缺陷，可能让儿子心理上有了不好的变化，具体什么变化，他说不上来。至少在当时，儿子没有展现出任何端倪。

    1984年，金性勇一家选择落叶归根，回到杭州。当年担任杭州一中初一（2）班的班长俞晓岚记得，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老师领着金晓宇进了教室。

    中等个子，长相清瘦，日常一件条纹短袖，下面穿一条浅蓝色西裤，搭一双咖啡色的小皮鞋，鞋头有两条线交叉成方格，整体看起来干干净净。人很安静，从来不会举手回答问题，除非被提问。

    “他回答问题都带着拐着弯儿的天津腔，大家会笑，因为我们南方人听起来会觉得很逗。”俞晓岚说，那时候大家主要用杭州方言交流，金晓宇不会讲，所以朋友很少。

    她偶尔能瞥到，金晓宇上课总是眼神游离，动不动看着窗子外面发呆。尽管如此，成绩却不差。全班48个孩子，他成绩好的时候能冲进全班前10。

    “我不能说他成绩有多好，但他肯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另一位初中同学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班有个同学，学习特别好，后来读浙大物理系，又保送到北大。当时在我们班里稳居学霸地位。但是金晓宇来了之后，按我们数学老师的话说，终于有人能挑战那位学霸的地位了。”

    初中班主任也评价：“这个孩子不响的，大部分同学跟他是不接触的。”金晓宇不否认，那时候他已经感知到自己有抑郁倾向了。什么原因，他不知道。

    1987年，金晓宇初中毕业，直升杭州一中。他在学校的表现开始让家里乱了阵脚。社会上兴起了围棋热，金晓宇也跟着迷上了围棋，起初只是放学后跟三两个要好的同学，骑自行车飞奔到国货路的杭州棋院。后期越发不可收拾，大段大段地旷课去打围棋擂台赛。当时的同班同学都知道，金晓宇玩围棋走火入魔了。

    所有人都认为金晓宇到了叛逆期，思想出了问题，需要大人们去跟他讲道理来矫正。

    “他后面有一段时间就不来了，一直请病假，家长也很着急地和我联系，希望班主任能协助做小孩的思想工作。”吴思杰对金晓宇印象深刻，自己教过那么多学生，因为学围棋不上学，金晓宇是头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吴思杰觉得，金晓宇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读书实在可惜了。

    炎热的大夏天，吴思杰两次骑自行车从学校到金晓宇当时住北大桥的家，八九公里路，跑得大汗淋漓，坐在沙发上喘气都得喘一阵。他一遍遍开导金晓宇“这条路（下棋）走不通的，不如好好读书，考个大学，以后找一个好工作报效祖国”，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现在想想，光做思想工作是不行的，要给他适当的心理干预。”吴思杰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民众对于心理疾病的认识相对薄弱，学校对于学生的心理教育还没有普及。

    曹美藻还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一个棋艺精湛的小女孩跟金晓宇摆一盘棋，仅一个回合，女孩轻松完胜。以此给金晓宇强化一个道理：专业围棋需要从小培养，他这个年纪已经晚了，走这条路肯定行不通。

    金性勇则反其道而行，买来几本围棋的入门书送给儿子。这个举动，被曹美藻埋怨他父亲做得不称职，不劝儿子好好读书，反倒助攻浪费时间。

    隔了一段时间，金晓宇还是回学校了，胖了一圈。金性勇认为是自己的方法起了作用，“我不管他，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

    高三，金晓宇选了文科，教化学科目的吴思杰没能继续带金晓宇。“从课堂提问和作业来看，金晓宇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学理科是不错的。但也不惊讶，因为有一个过程，看着他成绩在落下来，报了文科。”

    为什么选文科？2022年1月19日清晨，金晓宇坐在客厅阴暗的角落，面无表情地解释道：“我妈妈以前跟我说，我眼睛不好，将来理工科学不了。她是学化学的，说一只眼睛看显微镜，一只眼睛记录数据，像我这样是不行的。她让我学律师，将来把看病的车票钱、医药费都报销了。她说得无心，我听得有意。中学理科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偏科偏得厉害。当时围棋比较热，国货路以前有个杭州棋院，他们都去那边，我也去了。”

    “是因为围棋，所以不去学校吗？”“不是，其实围棋只是一个逃避的方式，不想去学校，不是因为围棋引起的。怎么引起的，我说不清楚。可能那时候眼睛近视，大家都不戴眼镜，就自己要戴眼镜，被人嘲笑四眼狗，因为近视，不戴眼镜看不清。”

    听妈妈的话

    自小，金晓宇也因为“好学生的弟弟”这个身份受益不少。

    1990年，金晓宇没有参加高考，只拿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

    “考不了，老师说要考的话还是可以考上的，我自己认为缺课这么多，怎么考？”金晓宇知道，自己没有完成父母对他的期待。“他们理解的成功是顺利读书，考学工作，结婚生子。”

    相较而言，大哥金晓天从小成绩拔尖，1989年高考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后远赴澳大利亚定居。自小，金晓宇也因为“好学生的弟弟”这个身份受益不少。“我哥哥保护了我6年，他成绩好，他们都不敢欺负我。”

    “我要交保护费的，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金晓宇所说的“保护费”，就是听哥哥的话。包括将不响的鞭炮火药倒进塑料瓶，插一个炮眼子点燃，或者去图书馆摘抄和临摹哥哥想要的“武林秘籍”招式。

    看到小儿子整天躺在家里无所事事，金性勇着急了。他通过熟人，寻了一份在工厂里搬运换气扇外壳的体力活。面对这份工作，金晓宇没有拒绝，他跟师傅们一起吃大锅饭，闲暇之余，就在空地上看教材，为复读作准备。

    这是金晓宇第一次打工，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没有双休日，每月赚来的钱全部交给母亲。“反正家里讲了，我将来没饭吃。我要多吃一年饭，她养我一年，我就把钱交给她好了。”

    没坚持两个月，金晓宇才说要高考，他画好一张课程表贴在墙上，把每星期需要复习的科目排得满满当当。金性勇松了一口气：“我求之不得，我说我谢谢你了！”

    一年后，高考分数出来，距离一本分数线只差3分。这让金性勇夫妇惊喜，儿子好好读书有了希望。

    报考志愿时，金晓宇选择了一所外地的大学。他说自己想离开这个地方，具体选了哪里，他记不起来，只记得填好之后，妈妈让他擦掉。

    他想报历史系，不是因为对历史感兴趣，而是觉得历史系比较冷门。“我不想跟人竞争，反正哪凉快哪待着也不错。”但后来交上去的志愿填报单子上，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的外语系。“我妈妈说，历史学出来难找工作，学外语比较好找工作。”

    最终，一家人等来的不是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退档通知书。金性勇赶紧找人打听什么原因。“招生办的人找到了档案拿给我看，上面写了：长期旷课。我想老师说的没有错啊，事实摆在这里，找谁都没有用了。”

    无论如何，总得有个学上。曹美藻只好又找同事，辗转将金晓宇送进了杭州树人大学，一所民办的三本院校，每学期交1000元的学费。

    树人大学没有外语专业，金晓宇再次听从妈妈的意见，读了距离外语最近的外贸专业。“那时候外贸热门，刚改革开放不久。他们都是普通考到这里的，我的成绩比他们高出很多的。”

    没上两个学期，金晓宇就因为连续发病，退学了。

    金晓宇再次回归到无所事事的状态，他时常跑到社区附近的一家茶室，那里聚集了劳改犯、小偷和皮条客等形形色色的人，只要花5毛钱点一杯劣质茶水，就可以坐一天。

    其中，有一个劳改犯喜欢拿一根长杆到处吊衣服，偷钱包。一年夏天，他在金晓宇家吊衣服没成功，还把竹竿落在窗内，金晓宇想还给人家，脑筋一转，把竹竿拿去派出所。后来，那名劳改犯当了社区的保安，金晓宇见他一次，就跑一次。

    这段关于茶室的经历，在金晓宇看来比较有意思，却让父亲为难。居民委员会动不动就跑过来通知他，金晓宇在茶室里闯祸了，跟人打架，金性勇前后赔了五六百元。“茶室老板说，叫你们儿子不要再来了。”

    长期这样混日子也不是个办法，儿子以后“没饭吃”成了曹美藻最担心的问题。当时有人跟曹美藻说，这种情况还不如死了减轻负担。曹美藻很愤怒，反驳道：“不是你的孩子你不心疼啊！”

    “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走了，不知道他还在。”2020年10月，金晓宇的初中班主任和昔日的学生聚会时，大家提起这件事，还一阵惋惜。

    而那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金晓宇家的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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