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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的话题

    几年下来，赚最多的时候有300万元。她还特意跟金性勇讲：“这个钱我不会给你的，是留给儿子的。”

    金晓宇有一个小册子，上面画了一些他在医院里看到的人和物，有护士、病友，也有摘抄的诗词和随笔，其中有一页写了大大的几个字：“被世界抛弃的人”。

    算下来，自1992年开始，金晓宇因为发病每年至少住一回医院，每次需要花费近一万块钱。高额的花费让退休的金性勇夫妇有些吃不消了。

    社区建议金性勇为儿子办理残疾证，金性勇打心里不想办，但考虑到以后能申请低保、报销医药费，咬咬牙，还是办了一张精神二级残疾证明。

    “我当然不想承认他是个残疾人，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医院花钱很多啊，我是很矛盾的，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只能这样选择，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否则我撑不到现在。”金性勇说。

    2000年出头，金晓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杭州大学的外语系自学考试上，曹美藻重提精神，帮儿子规划自学考试的步骤。

    “自学考试，网上查不了，怎么报名，哪里买教材，都是她（妈妈）帮我打听的。那时候，去图书馆买书，要办借书卡，还要排很长的队。”

    金晓宇说，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帮他规划的。

    “我姑姑一直是希望他能继续上学的，她跟他讲，自己同学的孩子也得过抑郁症，后面就克服了这种病，还考过了托福、雅思，最后出国了。”曹美藻的侄女小伟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曹美藻表面坚强，总是鼓励儿子振作起来，一定能克服精神疾病。

    但其实，曹美藻近乎绝望了。从她生前传达给亲戚的话语可以透露出来，她原来相信晓宇是可以恢复的，但确诊之后，她觉得晓宇的病情没有办法再逆转了。

    金晓宇不在的时候，曹美藻偶尔会情绪崩溃。“我记得有一次清明节，我姑姑到桐乡给我奶奶上坟，本来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但那次她抱着我妈妈大哭，说晓宇确诊了躁狂抑郁症。”

    上坟前一天，金晓宇因为在公交车上跟人打架，刚刚从派出所出来。

    2006年，金晓宇通过了杭州大学外语系的所有科目自学考试，曹美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亲戚朋友，透露满心的骄傲。

    但金晓宇还是没有工作，他听妈妈的话继续自学外语，几乎看完了浙江图书馆三楼外刊室的所有外文书。曹美藻则去找亲戚凑钱，给儿子交上了社保。

    那时候，家里最需要的就是钱。曹美藻不愿意跟人借，专门学习了炒股。把夫妻俩的所有工资拿来做底，在附近的股票交易所跟懂行的人请教。几年下来，赚最多的时候有300万元。她还特意跟金性勇讲：“这个钱我不会给你的，是留给儿子的。”

    “我不要，你放心好了。”金性勇回忆，老伴身体健康时，两人就商量过遗产问题，曾让法律专业出身的小伟帮忙立一份遗嘱，大概内容是，身后财产主要留给金晓宇。小伟觉得立遗嘱为时尚早，没有答应。

    小时候的金晓宇调皮捣蛋，逢人就讲唐山大地震后，家人如何在天津搭棚生活；他曾骑一辆自行车载着小伟在油菜花田边飞奔；在表姐家里舞刀弄棒折断一支红缨枪；毫不客气地把小伟的文学书籍带走去读；会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小伟买冰棍吃；缠着表妹下象棋，如果赢了会笑得很可爱……

    但眼前的金晓宇，如果笑了，立刻会被视为发病的前兆。他是家里的头号危险人物，会无缘无故地砸电视，推倒冰箱，在外面跟人发生肢体冲突……

    金晓宇的病情，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戚们来访时，金性勇和曹美藻会提前打好招呼，让大家不要跟金晓宇讲话，指不定就惹他发病了。

    “基本不敢跟他说话，打个招呼马上走开，有点怕他的。”曹美藻的另一个侄女佳怡说，每次去拜访，大家都在屋子外面聊天，拿院子里的凉亭当客厅。

    一起吃饭时，只要金晓宇说不去，或不吭声，金性勇夫妇就不敢问第二遍。如果哪次金晓宇陪同吃饭，大家会开玩笑说，晓宇今天太给面子了。

    顾及金晓宇的病情，金性勇一家很少再回桐乡，主动减少了与外界的联系。曹家兄弟姊妹的微信群里，没有金晓宇和金晓天。金性勇又坚持用社区分发的免费老年机，一般连电话都不打，只是有需要时，用笔画输入法一撇一捺地打字发信息。

    他们很少参加同学聚会，几乎断了联系。老同学曾打来电话，叫金性勇去广东玩，全程报销，金性勇觉得脸上挂不住，没有去。“我的那些同学，他们（情况）都很好，都是研究单位的，还有当大老板的。我什么也不是，要掏钱我没有，要名气，我比不上他们。”

    大儿子金晓天叫母亲去澳洲住一段时间，护照都办好了。临近出发时，曹美藻说，自己还是放不下小儿子，不去了。

    大概在零几年，金性勇夫妇突然提出，请亲戚们帮忙为儿子找个伴，没有要求，能照顾金晓宇就行。没有人敢答应这个求助。

    “他有这个病，咱们不能害人家女孩子啊！”金晓宇的一位表姐说，“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包容，大家对精神病人偏见很大的。”

    佳怡也打听过，想请个保姆照顾金晓宇。“但保姆听说有精神疾病，立马不想来了。”

    想出去看看

    后来，曹美藻完全不认识儿子了，金晓宇说没关系，自己认识妈妈就行。

    “长城的砖块上，有没有砌砖人的名字？ 我心里想，如果我能出一本书，上面有我的名字，这辈子也值了。”金晓宇说，他曾跟父母表露过自己想做翻译的心愿。

    2010年，在南京大学50周年校友会上，曹美藻通过老同学，为儿子争取到了一个翻译的机会。

    资深出版人杨全强，是给金晓宇第一个机会的人，至今还负责金晓宇的全部译作。当时的他，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一名编辑室主任。斟酌后，将美国作家安德烈娅·巴雷特的作品《船热》交给金晓宇翻译。

    “一开始只是正常的合作。朋友介绍说，有个人想翻译，合作几本书之后，我比较看重他特别认真地去钻研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杨全强认为，金晓宇在做翻译的时候，方法非常专业，对于翻译文本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有了第一本译作的基础奠定，金晓宇跟出版社的长期合作水到渠成，他的生活有了重心，一心扑在翻译上。“上天给了我翻译的本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收回去了。”

    伴随着翻译，金晓宇发病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家庭又悄然有了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父子俩的交流变多了。起初的一两本书，金性勇会作为第一读者，准备好厚厚的词典，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校对儿子翻译的每一个词，金性勇主动承担买扫描仪、打印机，收样稿，买资料书等一系列工作。

    在翻译日本女作家多田和叶子的《狗女婿上门》时，金晓宇为了提升翻译的准确度，天天看相扑比赛，还叫父亲一起看着屏幕上系着腰带的大力士翻跟头，两人开怀大笑；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前，金晓宇看完了塔可夫斯基导演的所有电影，帮助自己理解原著；在翻译《嘻哈这门生意》时，他将书中涉及的300首嘻哈音乐循环播放，听了一年。

    10年下来，金晓宇翻译了17本书，已经出版15本。每出版一本，金性勇夫妇都要将书寄给亲近的亲戚朋友，证明儿子的成绩。

    大家会小心翼翼地照顾金性勇一家的情绪，每次见面最先说的一定是：“晓宇怎么样了？”

    “通常她（曹美藻）就说‘挺好的’，然后说晓宇最近又翻译了什么书，很辛苦。”金性勇的外甥女张希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曹美藻在亲戚们面前提起小儿子，只谈好的一面，对病情的负面情况缄口不提。

    2015年之后，曹美藻倒下了。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记性越来越差，腿脚也变得不利索，到最后只能躺在床上，需要本就颤颤巍巍的金性勇来照顾。金晓宇也变得懂事了些，帮父亲一起照顾母亲，接大小便、擦洗身子。

    后来，曹美藻完全不认识儿子了，金晓宇说没关系，自己认识妈妈就行。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家庭结构逐步失衡、疲软，渐渐转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生活。

    金晓宇转而对父亲的依赖程度加强，一般情况下，他做任何事都会问过爸爸的意见。家里放了三天的剩饭，是扔掉还是放冰箱，他要问爸爸的意见。出门散步买菜、换身衣服、回家开门、进房间翻译、吃饭动筷子前，他都要先看一眼父亲，等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也试图模仿父亲的行为，再生涩地表达。当被来客夸“会照顾人”时，金晓宇说，都是跟爸爸学的。他会在不小心踩到路人时，轻声说“对不起，我刚踩到你了”，对方几次没听清，他就重复道歉几次；也会在进餐馆吃饭时，到服务员耳边说一句“辛苦了”，服务员都怔住了；一起逛超市时，他停在陈列遥控汽车的货架处，问记者，“很有意思的，送你要不要？”

    金性勇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加大。他要两个小时为曹美藻翻一次身，早中晚喂食牛奶和蛋白粉，一天接三四次小便，每五天抠一次大便，为此，还特意买回来一大箱开塞露和一次性手套。

    清晨，金性勇要陪儿子到运河边上散步，两人各自用一根红绳子将月票（公交卡）系在裤腰带上，防丢。金性勇的是老年卡，金晓宇的是残保卡，等走不动了，两人就搭公交回家。

    为了儿子吃得开心，金性勇要重复做金晓宇喜欢的菜和汤：每天拍一根黄瓜，倒点香油和醋拌起来，再煮一个鸡蛋汤，分上下午两顿吃，以及备上老伴喜欢的椰汁和午餐肉。有时候，金晓宇会做自己为数不多的拿手菜——炒虾，那是妈妈教给他的。

    晚饭后，金晓宇套上围裙和一只袖套，先去厨房的石槽边刷牙，再将父亲放在瓶盖里的药片服下，金性勇站在旁边监督。

    接下来，父子俩坐在客厅，不说话，只听广播，这是金晓宇获取外界时事的主要方式。

    这些年，金晓宇主要在这60平方米的面积上活动，坐着、站着、躺着，皮肤因长期不受光照显得格外白皙。他除了在房间翻译，就是到病怏怏的母亲身边接大小便，到厨房将买来的便宜菜切切弄弄，或者到阴湿狭小的厕所里洗一个小时的澡，一天就结束了。

    家里的一切，他都太熟悉了。两只袖套应该各自夹在客厅的两个木夹子上，大红色的围裙就挂在旁边，厨房里的两个抹布要折叠整齐，厚的盖在锅顶，薄的晾在锅的把手上，笔盒里有几支铅笔，具体的磁带和书在什么位置，他记得一清二楚。

    “人只有在社会上接触到、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他羡慕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这些有“生活”的人，随便写写东西，就很吸引人。“我一个人在家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的。”

    掌握四国语言的金晓宇，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没有一次正式的旅游，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他突然想出去看看了。

    金晓宇知道，现在父亲离不开他。他计划到了60岁，攒够一定的钱，就去外国转转。“不知道那时候新冠疫情会不会好？”

    2018年，他偷偷去过一趟黄山。只因为他父亲说过，之前一场理财产品集资骗局让曹美藻损失了几十万元，这件事给曹美藻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我心里想，我要开始旅游了。”他想找跟妈妈签理财合同的公司、管辖这个案子的安徽法院讨个说法，把被骗的钱要回来。

    赶到黄山时，天已经黑了，他才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在救助站过了一夜，第二天被警车送回杭州。“没什么结果，但也是见识了一下。”

    2021年10月的一个傍晚，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又跑了。

    那天，金晓宇原本只是像往常一样，饭后出门散心，但随机坐的一辆公交将他拉到了火车站。

    “我想我以前也到过黄山，没事到售票处转一转，一看有到广州的，福州的，温州的。到温州才62块钱，我就走吧，早去早回就行。”

    这一转，把金性勇急得报警。社区民警张健向记者回忆，当时金性勇提供的信息是，儿子身上没有带钱，没手机，也没有身份证。张健查遍公安系统，始终找不到金晓宇的下落。最后尝试查了一下铁路系统，才发现金晓宇买了一张前往温州的火车票。

    第二天晌午，金晓宇回来了。表哥张铮问他，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的票，他说：“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很简单的。”

    金性勇可以肯定，儿子这次反常的“旅行”，一定是发病了。

    社区民警张建凭借多年跟金晓宇打交道的经验，也判断他在发病期。“他的状态跟药物有关系，精神类药物就是镇静剂，抑制思维活跃。让他坐在那里，很木，很呆，这就是药物最好的作用。他如果不吃药，很活泼，就是要发病了。”

    当天晚上，金晓宇就住进了医院。他不会想到，那是他见妈妈的最后一面。

    “他发觉自己状态不对，主动打了120。”张铮告诉记者，像这样主动要求住院，金晓宇已经有很多次了。

    “为什么主动要求住院？”

    “不想伤人毁物。”金晓宇说。

    失去的，留下的

    妈妈曾用“金子总会发光的”鼓励自己，等到他翻译了几本书后，妈妈夸他“真金不怕火炼”。

    “佳怡，见信迟复见谅。下午去了一趟超市，回家赶紧准备晚饭，忙活完了赶紧给二姑娘回信。忙是忙一点，人很充实。可惜人老得实在有点快，我已经八十三岁了……人生就是一个单行道，这可能就是命，既然一切命里已定，我们就要乐观地面对，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我的哲学就是安康就是福。新年就给你全家送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幸福永远的祝福。”

    2019年1月1日，佳怡收到了金性勇的拜年信息。上次联系，还是前一年春节，祝贺佳怡儿子学业有成的信息。

    “你这孩子命好，生个儿子不用操心，一晃孩子大学毕业了，又争（挣）大钱，真羡慕有点妒己（忌）了。想借点福气，姑父向你拜个早年祝阖家欢乐安康！”

    那两年，正是曹美藻病情恶化的时候。2020年暑假，佳怡和母亲去杭州看曹美藻时，曹美藻瘦得皮包骨头，勉强能坐起身来，唤妹妹的名字，聊几句家常。到了次年5月再去看，瘫在床上的曹美藻已经不会讲话了，看到妹妹，只流了一道眼泪。

    在佳怡看来，这个家，就是三个弱不禁风的人，在脏乱差的地方苟且生活，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2020年10月的一天，佳怡接到母亲的电话，说金性勇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已经失联20天了，赶紧开车去杭州一趟。

    “他们非常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我妈一遍遍关照我，如果敲门没有人开，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佳怡也做好了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车开到半路，我爸打电话过来，说联系到社区了，他们住院了。”到了杭州，辗转两个医院，终于见到了金性勇。那段时间，他一直陪长痤疮的老伴住院。从医院出来时，他鞋底摩擦着地面，迎面一步步朝佳怡挪动。“颤颤巍巍的，那一刻，我真的发现我姨父老了。”

    但82岁的曹美藻，还是没能熬过2021年的冬天。

    遗体火化时，金性勇选了最便宜的火化方案，3500元。随后将骨灰盒放在殡仪馆，说等大儿子回来再安排。

    社区书记黄丽娜记得，就在事发前一天，11月7日，她陪金性勇一起去托管中心，路上金性勇还提起老伴已经三天不吃饭了，他准备给老伴插管喂流食。

    还没来得及插管子，曹美藻就走了。隔天早上，黄丽娜再来时，看到金性勇蔫蔫地坐在沙发上，说自己考虑好了，让儿子进托管中心。黄丽娜告诉记者，此前，金性勇一直在犹豫。因为他想跟儿子一起住托管中心，但这不符合托管中心的规定。

    正在住院的金晓宇，对这些一无所知。他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父亲都没有提及。直至2022年1月，他出院才知道真相。

    金晓宇想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这样才能每天看得到。金性勇没有允许，“就那么一个盒子，上面又没有照片，你打开来也是一盒子灰，哪个人的灰都一样，看什么东西？”

    金性勇告诉儿子，“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保护我，我要保护你。两个人健健康康，我多陪你几年，妈妈也高兴。”

    金晓宇在纪念母亲的笔记里写道：妈妈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就像火车轨道一样，扳动轨道，例如大学填志愿，坚决不让我填历史系，而是填英语系，从树人大学国际贸易肄业后，又让我自考英语系大专，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

    “如果没有她的管教，我很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二流子。”金晓宇记得，妈妈曾用“金子总会发光的”鼓励自己，等到他翻译了几本书后，妈妈夸他“真金不怕火炼”。

    “翻译这条路走了跟没走一样。”金晓宇时常冷不丁冒出一句话。

    “为什么？”

    “没有赚到钱。”

    他反复地提到钱，提到技能。在过去的50年里，以后会“没饭吃”的威胁，已经内化成了他身体的一种烙印。

    他将学习西班牙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买了一个100多元的光盘播放器，配套自学的教材，闲暇时间听一听；他还要将高中的数理化和机械工程专业的书籍再捡起来，不管有没有用，学习了都是技能；如果不是眼睛坏掉一只，他一定会去学车，考一个驾照，但不会开车上路。

    一次，他一本正经地问记者：“我借给你一万块钱，你买一架便宜的钢琴，学个技能，没有技能很危险的，好不好？”

    对技能的执念，是不是妈妈留下的东西？他没有回答。

    媒体来访时，金性勇几次宣布，自己要在身后遗体捐献。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带着器官捐献意愿书上门后，金晓宇发火了。

    “妈妈走了，你也要走啊？ 那你们都走，我上医院去。”随即，金晓宇拿起手机先拨通了110，再打给120，叫来人接自己。

    原本要签字的金性勇，当着儿子的面，将绿皮的意愿书撕成两半。“我不走，我把合同撕给你看，我不走！”

    他知道，儿子又发病了。这天下午，金性勇和社区民警都劝金晓宇多加半片的药量，金晓宇偏不，嚷着要去医院，他只听医生的。

    “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不是一点点问题。他威胁我，要砸冰箱，我说砸就砸吧。”傍晚，金性勇瘫坐在沙发上，一脸疲倦。

    他开始反思，当初给写那封信到底对不对。他慢悠悠地说，好事情变成坏事情了。

    “老伴比我走到前面，实际上她是幸福的，假如我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两个人更没有办法，我心里不踏实。”他顿一顿，又自顾自地讲，“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各方面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说难听点，他要是出了事，我也管不了了。”

    隔天，金晓宇状态好些了，金性勇心情也随之转好，他会俏皮地开玩笑，称自己是老顽童，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不怕。

    1月下旬，杭州阴雨连绵，这是金性勇最担心的季节。他看一眼窗外，用食指点点自己的太阳穴，眯着眼睛摇摇头，小声地说：“他（金晓宇）现在这里很乱，阴天容易发病，过了这段时间，到3月就好了。”

    春节前一天下午，金晓宇要去买卷笔刀和一幅南美洲地图，路上跟记者再次讲起了精神病院。

    他说，这些年，他在医院里最短待过一个星期，最长住过63天，只有爸爸妈妈来接才能出院。还有的人会一直住在里面，没有爸爸妈妈来接。他感觉，不管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其他精神疾病的人，看起来都差不多。

    末了，他又说，“跟差不多的人在一起，才会觉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