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盛兰张家振上海武汉报道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3.02万亿元，同比增长8.7%，是我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当年全国生产总值114.37万亿元的“半壁江山”。

    长江经济带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还肩负着“先试先行”的重任。长江经济带如何立足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破除制度壁垒，进一步加强地区间的协同发展能力？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如何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日前，在由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端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叶振宇，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等多位专家学者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加强全域统筹融合

    《中国经营报》：长江经济带构成了我国东西方向发展的主轴。位于长江经济带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尤其是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哪些意义？

    张学良：成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西部内陆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具活力、产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多项重大国家战略的集成地。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新征程上，成都市和重庆市应当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期，培育打造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陆核心动力引擎。

    胡艳：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其空间区位优势、发展基础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全球资源整合的开放平台优势、创新高地的人才技术优势以及国家战略规划政策叠加等优势，具有率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先天优势。

    《中国经营报》：长江经济带依靠城市群集聚了各类丰富的经济资源。但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仍存在统筹不足的问题。如何加强长江经济带统筹融合，进而推动长江流域全域高质量发展？

    叶振宇：要加强战略统筹，探索建立“一托三”战略统筹机制，形成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基础，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格局。

    同时，要发挥大江、大通道、大市场的优势，优化提升沿江、跨江、陆海的大通道体系，高标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重塑内陆发展新优势。此外，要把贯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作为沿江省市干部选拔任用和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

    曾刚：强化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支柱作用和示范效应，依托高等级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通过构建跨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联盟，支持“创新飞地”建设，推动中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良性互动，提升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缩小大中小城市发展差异。

    《中国经营报》：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之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保护好长江生态。当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还面临哪些实际问题？又该如何破解？

    叶振宇：首先是资金缺口较大。有些地方反映，近年来开展了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移民搬迁和退耕退养等工作，但上级政府下拨的环境治理专项资金较少，即使是一些列入国家或省级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当地也要为这类项目提供较多的配套经费，由此承担了很大的地方财政压力。

    其次，巩固生态环境整治成果缺少长效机制。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还缺少精准的帮扶机制，部分地方实施的就业帮扶政策不够精准，难以有效解决渔民上岸之后的生计问题。

    在我看来，应该灵活应用更多的区域政策工具，多措并举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基金，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社会化的机制推动长江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效果巩固提升。

    发挥“龙头”引领作用

    《中国经营报》：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共同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产业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长三角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具有哪些经济优势？

    成长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较高，已经形成7个万亿级、3个五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四大产业中，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的占比分别达41.1%、27.6%、45.4%、28.6%。

    此外，重点制造业在长三角区域内形成了“大集群+小集群”的产业发展格局，这为长三角地区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长三角地区拥有多个汽车产业以及零部件基地，汽车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23%左右。

    而集群优势也使得长三角地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例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今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上下游企业出现不同步的“停摆”现象。在上游供应受阻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消耗库存原料维系生产，生产节奏将受产业链影响出现放缓。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跨界协作共建可以在稳定供应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分散的地区产能进行整合，有效进行跨区域联结，实现该区域的供应链稳定。

    《中国经营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长三角城市群提出了哪些新的发展要求？城市群内部实现协同发展还需要哪些政策保障？

    胡艳：在政策保障上，要强化民生支出的保障能力，建立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准备金、强化地方债、PPP等财政金融工具的使用，弥补民生支出供给的不足。此外，要从户籍制度推进、人力资本流动、城市人口管理、城市规模体系优化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采取措施，推进人口、资本的高效配置、合理流动与空间集聚。

    《中国经营报》：长三角城市群又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能级？

    成长春：在产业全球化过程中，为避免链条过长、分工过度所带来的“断链”风险，长三角地区应推动产业链向更短、更本地化的方向调整，探索区域互助的可能性，加快各类产业在区域内实现集聚的步调，形成以环节优化、区域协作为基础的“世界级—国家级—省级”三位一体先进制造业集群梯队，并以此为抓手攻克一批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核心技术，推动一批卓越产业链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

    长三角地区应依据不同城市能级和发展优势，发挥好在区域内的辐射作用。沪苏浙皖合力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打造为长三角地区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极中极”，增强上海市与长三角地区的枢纽链接，进而把上海市的对外开放优势与长三角地区的其他优势紧密连接起来，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营报》：上海大都市圈是长三角地区人口最稠密、发展最成熟的区域，也是我国科创资源最为富集、产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要如何发挥上海大都市圈的引领带动作用？

    张学良：建议先行先试，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地区全面合作对接的模式与经验，将“双圈”新型区域合作作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首尾衔接的重要“先手棋”。

    例如，采用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通过建设“双向飞地”，加强上海大都市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欠发达城市的引领带动，这样也有利于上海大都市圈盘活空间资源，提升整体的经济承载力。

    同时，也可以尝试“托管式”合作模式，采取两地共建、利益共享的创新模式，进一步增强资源在空间中的优化配置能力。构建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金融、铁路等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区域发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