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陆杰华也坦言，文化因素对当下生育率的影响需要重视。

    “实际上从二孩政策开始，我国在产假、托幼、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等政策支持方面就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将子女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等。但从现在看，提升生育水平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除了经济、社会等因素外，文化的原因也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得比较快，‘90后’‘00后’目前是生育主体，其是否生育不完全是给予生育补贴或增加产假就能影响的。”陆杰华说。

    他认为，目前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应该解决碎片化的问题。“现在各地的政策都不同，五花八门，效果可能不会很明显。我认为应该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上，在产假、经济支持、文化观念转变等方面能够有大的突破，创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这是最重要的。”

    张力告诉记者，要提高生育率，就要解决想生不能生、想生不敢生的问题，其中想生不敢生主要是因为生育养育成本很高。此外，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改变，也降低了生育水平。所以他认为，生育行为是个人的选择，人们会衡量鼓励措施是否会解决成本问题。目前配套生育支持的政策很多，但支持力度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支持的总体水平如果不能够覆盖生育成本，那么人们可能就不会选择生育。”张力坦言，所以当前要研究清楚制约生育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有针对性地多措并举提高生育水平。

    王广州等人也认为，尽管目前生育政策逐步放宽，从“二孩”政策过渡至“三孩”政策，但政策效果并未同步显现，生育刺激面临较大阻力，促进生育水平保持合理水平仍然是未来生育政策不可动摇的努力方向，也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唯一可行的途径。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二是继续开发就业活跃年龄群体的就业潜力；三是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陆杰华认为，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各项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还会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大之后，我认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还会有一些新的做法，这样的话才能够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真正从根本上推动生育率能有所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