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晖北京报道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已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测试阶段，其有望为全球跨境支付改进带来新前景。

    近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泰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阿联酋中央银行发布了《“货币桥”项目：通过央行数字货币（CBDC）连接各经济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阐述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2022年的试行成果。

    此前6个月内，上述四地的20家商业银行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四地央行数字货币的真实交易试点测试，实现跨境支付和外汇兑换同步交收业务逾160笔，结算金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5亿元。试行成功验证了该平台提高跨境支付速度和效率的能力，并在真实交易环境中降低了结算风险。

    事实上，市场对于货币桥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其有望打破传统国际跨境支付的诸多瓶颈，其试行经验也可以协助各央行加速利用CBDC改进跨境支付。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所长穆长春在“2022香港金融科技周”上表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充分复用现有基础设施，可以实现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间及其与传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

    新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现雏形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自2020年起就是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2020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在给G20关于“加强跨境支付”的报告中，梳理出5方面共19项工作，其中第19项即“将国际维度纳入央行数字货币设计”。

    G20和BIS的关注点来自当下日趋严重的跨境交易瓶颈。BIS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国际代理行服务网络日渐收缩，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用户无法充分利用全球金融系统网络或无力负担上述网络服务成本。

    以我国为例，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主要包括2013年以来建立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体系和2015年上线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但本质上都是使用商业银行货币进行跨境支付，资金流通过代理银行网络，信息流离不开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报文处理系统。

    CBDC研究专业人士、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理银行网络对流动性的占用高、链条长、透明度不高，造成跨境支付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就当前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而言，境外银行需要接入境内代理行、清算行、CIPS直接参与者和境内资金托管行等才能开展人民币业务，境外居民和机构需要开立人民币存款账户才能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

    “如果把跨境支付涉及的个人、非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视为节点，把它们之间的账户联系视为节点之间的路径，那么跨境支付的‘路网’远非互联互通状态，而是存在不少‘孤点’‘断头路’和‘梗阻’。”他直言。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出现，即为解决跨境支付中长期存在的痛点，提高国际支付的金融包容性，大幅增加国际贸易流动和跨境业务能力。

    事实上，货币桥项目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泰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进行的一个双边试点项目。2021年，数研所在该项目进行到第三阶段时加入，担任该项目技术委员会主席，并搭建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

    从技术原理上看，货币桥之所以被称为“桥”，在于其本质是一个新的走廊网络（Corridor Net-work），加入平台的各方可以在不需要中间账户的情况下，通过流通凭证（Depository Receipt）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交易。通过这种方式，平台能够无缝地在不同货币和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提供代币化的点对点转账。

    穆长春在前述论坛上指出，货币桥的系统核心是货币桥区块链。货币桥平台采用了乐高积木式的架构即模块式架构。与“烟囱式架构”相比，模块化架构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模块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大幅度降低合规及监管成本，提升多国（地区）间业务治理、监管和政策体系的灵活度和适应能力。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四地的货币桥项目，目前BIS推动的类似项目还包括Prosperus（法国央行和突尼斯央行）、MAS（法国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Aber（沙特央行和阿联酋央行）、Dunbar（澳大利亚央行、马来西亚央行、新加坡金管局和南非央行）和Jura（法国央行和瑞士央行）等。

    市场共识在于，一项新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应该具有低风险、低成本、透明度高和开放性好等特点，并有助于尊重各国货币主权。在邹传伟看来，从技术模式和达成效果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已接近对于“将国际维度纳入央行数字货币设计”的共识。

    探索兼容开放机制

    市场对于货币桥的期待，在于其未来是否能够在更大范围推动便捷、低成本的跨境交易，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和使用，提升区域货币之间流动性。

    央行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收付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0月27日发布的《2022年三年期央行调查报告》，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场外交易量的占比从三年前的4%升至7%，由三年前的第八大交易货币升为第五大交易货币。

    而目前，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水平与人民币体量和发展前景可能并不匹配。在邹传伟看来，SWIFT尽管属于国际金融的公共基础设施，但一旦沦为金融制裁工具，客观上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和金融安全。同时，SWIFT不支持中文报文，不完全兼容大额支付系统的报文。

    此外，当前亚洲地区许多货币之间的货币流动性较低。货币桥项目搭建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启动市场、提升支付便捷度、强化流动性。

    要鼓励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货币桥项目，就需要应对各司法管辖区不同监管要求和技术标准异构性。因此，货币桥在设计过程中也更多考虑了兼容性与可拓展性。穆长春在前述论坛上透露，货币桥在业务设计之初就建立了基础设施对接模块，可兼容多种对接模式，包括跨境收付双方均有各自的CBDC系统，或其中一方尚未建成CBDC系统等，拥有本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不是参与货币桥项目的先决条件。

    “换言之，即使某国没有推出央行数字货币，该国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也能通过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来改进跨境支付。理论上，无论有多少国家参与，它们都可以共用一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邹传伟看来，“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模式相当于保留了代理银行，但代理银行链条显著缩短，也不存在代理银行网络对流动性的占用，不仅可以支持跨境的大额交易，而且由于仅限于特定的境外商业银行持有和使用，也不会影响境外国家的货币主权。

    记者注意到，根据《报告》，本次试点只尝试了三类交易，分别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CBDC发行与赎回、两地商业银行之间的单一CBDC跨境支付、两种CBDC之间的汇兑及跨境支付。而国内交易、使用外国的数字货币在本国支付、使用双方都不熟悉的货币进行跨境交易等方面没有尝试。

    邹传伟认为，这可能主要考虑到货币替代和货币主权等问题。单纯从技术上讲，“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支持双方使用第三方国家货币进行跨境交易。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互联互通性，使第三方国家货币的这种桥梁作用变得没有必要，从维护货币主权的角度看更没有必要。

    事实上，为应对跨境支付的发展瓶颈，全球范围内各国针对CB-DC的探索都在加码。BIS今年5月发布的一项针对CBDC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全球81家中央银行中，有90%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相关研究，超过一半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的研发或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基于CBDC的多边机制有望加速建立。

    需要注意的是，一项基础设施的成功需要充分交易的支持。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要达到当前主流跨境支付的便捷度和覆盖度，仍需要参与方相关货币的流动性，以及相应的对冲工具和外汇衍生品市场。

    毕马威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真正广泛应用起码要10年以上的时间。除了要面对全世界稳定币的挑战，项目发展与全球各国对CBDC的积极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各国均推出CBDC，认可并加入货币桥，则成功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