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茹阳阳吴可仲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11月11日，以“碳中和——国际视野谋篇布局”为主题的“第二届碳中和博鳌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会议深入探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措施、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中国“双碳”目标顶层设计、碳中和愿景下区域和企业如何做好战略转型布局等议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中国新的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必须要解决气候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决定了我们必须成为全球碳中和的核心参与者。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处在赶超阶段，而绿色经济和碳中和带来的全新范式给了中国一个机遇。

    碳中和的国际合作与竞争

    截至2021年底，已有来自70个国家、15个行业的2253家公司同意或承诺SBTi的减排目标，相关公司市值超过全球总市值的1/3。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减缓全球变暖趋势。2015年12月，近200个缔约方共同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行动安排。

    朱民表示，碳中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沿革也是从2015年的巴黎会议开始，该次会议形成了碳中和目标的基本概念和框架，描述了如何将该目标演化为全球治理机制，也明确了本世纪中叶的最终目标，是全球关于碳中和治理的完整出发点。

    朱民讲道，直到2021年的格拉斯哥会议，才最终完成了巴黎会议的实施细则，解决了各个国家在减排分配方面的冲突，是碳中和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突破。这次会议建立了承诺和审查体系，消除了国际气候合作的一个关键障碍。此外，就“以国家自主贡献代替总体的减排目标”也达成一致，开启了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从之前多次会议来看，碳中和治理的主要机制可以概述为国家自主贡献机制（NDCs）、可持续发展机制（SDM）、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增强行动和资助的透明度的框架、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总结模式、敦促执行和遵守协议的机制、资金机制与零碳金融7大机制。

    在7大机制的框架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国际场景中围绕碳中和的合作与竞争，在绿色规则、产业标准、贸易规则、金融规则和科技创新这5大领域快速展开。

    “绿色规则主要是指金融领域的绿色分类，即确定哪些（产品）是绿色，哪些是非绿色。”朱民介绍，欧盟于2020年发布《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包括欧盟绿色债券标准）；中国自2012年先后发布《绿色信贷指引》等绿色标准，且最新的《绿债目录（2021）》被视为其最统一、最明确的主要绿色分类标准。

    朱民表示，产业标准方面，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发起“SBTi”（科学减碳倡议组织），对建筑、化学、水泥、通信、钢铁、交通等行业，逐个制定标准，逐渐扩大企业参与。

    据朱民介绍，截至2021年底，已有来自70个国家、15个行业的2253家公司同意或承诺SBTi的减排目标，相关公司市值超过全球总市值的1/3。

    “碳在空气中流动，商品在贸易中流动。商品中包含着碳的排放，因此WTO建立全球统一的碳排放衡量和认证体系，来推进碳排放相关的贸易规则。”朱民讲道，与此同时，欧盟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来对跨境“碳泄漏”征税，初始覆盖了钢铁、水泥、铝、化肥和电力5个行业。边境税存在很大争议，但现在已开始实施，并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围绕碳中和的竞争和合作机制的一部分。

    朱民举例说：“许多中国企业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如果存在碳排放，就会被征税。国内一些铝企把项目从山东搬到了云南，用水电代替火电，以此合理达到欧盟要求。”

    在上述几大领域的竞争过程中，欧美选择了不同的战略和侧重。

    朱民分析道，欧洲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制造业领域竞争力的弱化，因此希望通过主导碳中和的规则制定来重新夺回核心竞争优势。欧洲从上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后，就开始关注相关规则的制定，并制定了有关能源安全、循环经济、转型和融资等方面的一系列法令，希望成为全球碳中和领域规则制定的领导者。

    朱民表示，美国也将气候变化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优先事项，对内以碳中和为目标推动经济向低碳转型，对外以气候外交强化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其目标是“5个零”（零碳电力、零碳交通、零排放汽车、零碳建筑、零废物制造），途径是通过抓技术来推市场，即以储能、碳捕捉、可再生氢能、电动汽车、零碳建筑、下一代核能等6大技术来推动相关核心产业的发展。

    “为此，美国在科技上提出了一些非常有野心的目标，如提出，未来10年要将能源成本降低90%。”朱民引述道，“届时，氢（能源）将降至每公斤1美元；通过核聚变实现度电成本低于1美分；太阳能从晶硅到钙钛矿；储能成本下降90%；合成燃料取得大发展；电网被彻底改造。”

    “近期，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碳中和的激励和竞争。该法案计划用3690亿美元推动碳中和及其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通过补贴鼓励消费者购买清洁能源产品，通过补贴、减税鼓励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生产和投资。”朱民讲道。

    增量创新驱动绿色转型

    绿色化和数字化是“天生一对”，创新型减碳会加速能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复杂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或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智慧。”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

    据他介绍，从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些新生力量由小到大、由配角逐渐成为主角。如民营经济起初是“拾遗补阙”，但由于其内生的活力、韧性和竞争力，后逐步成长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五六七八九”作用的主力军。对外开放也是如此，最初起步于沿海少数地区的“三来一补”，之后带动中国成为全球性的贸易和投资大国。

    “正确理解和处理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刘世锦强调道。因此，能源转型亦须走“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之路。

    刘世锦认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成本变化是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因为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目前仍有一定减碳空间，但潜力有限、成本增加；作为增量的零碳或低碳的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会不断下降。因此，新能源较旧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在增加，这会驱动新旧能源比例的转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3种不同的减碳类型。第一种是衰退型，即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第二种是增效型，即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的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如‘节能减排’；第三种是创新型，即通过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相同产出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刘世锦概括道。

    刘世锦分析称，增效型减碳体现了积极的导向，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情况下有较大提升空间。不过，随着技术、管理的进步，其碳生产率提升会出现递减，且即使碳生产率达到很高水平所使用的资源仍属高碳。

    在刘世锦看来，创新型减碳跳出了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层，具备前两种减碳类型所没有的特点和优势。“创新的内在冲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很难限定其边界，试想如果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并商业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认知版图。”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很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过高。

    刘世锦表示，通过创新型减碳会大幅降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如光伏发电近10年的成本下降了80%~90%，已低于燃煤发电，且仍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同时，创新型减碳会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和福利，如新能源汽车的低使用成本、良好操控性、更好的自动驾驶能力等。

    此外，绿色化和数字化是“天生一对”，创新型减碳会加速能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因此，今后应该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排与增长双赢的核算方法和运行机制。”刘世锦讲道。为此，需要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碳替减”市场。

    刘世锦表示，碳替减市场应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还可包括森林碳汇等负碳技术产品及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

    刘世锦进一步表示，还应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这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形成省、市、区县、直至开发区层面的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刘世锦认为，碳替减市场和减排责任体系建立后，将会形成市场导向，并促进减碳、增长、降本、提效协同推进的内在机制，实现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

    他展望道，彼时，高碳、高收益的企业可以拿出部分收益购买碳替减额度，来平衡自身碳账户，不必再限产、停产，从而打开增长空间。率先建立这套机制的地区，也因对低碳产业更有吸引力，将形成招商引资新风口，尤其是西部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可以优先发展绿色低碳、高载能在内的新型绿色产业。

    “此外，须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无论是碳替减市场或减排责任体系，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相关工作应该加快、抓好。”刘世锦补充道。

    金融助力平稳转型

    在未来40年，中国或将以绿色发展这一新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在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亦离不开来自金融领域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碳中和等领域遇到的突出问题，如外部性难以内部化、难以计量验证、信息不对称、商业可持续性差等，这些问题依靠传统的金融手段都难以很好地解决。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东西在未来可能会有辉煌的前景，但同时需要考虑到这些都属于‘创造性的破坏’，所以需要转型金融来平滑此过程。”李扬讲道。

    李扬表示，经济在由过去的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会涉及很多金融资源，如过去累积的有可能会变为不良资产，今后投放的也未必就有很好的商业可持续性，所有这些都需经济来承担，因此就有了转型金融的问题。

    据李扬介绍，转型金融要面对三种情形：一是非绿、高碳企业通过投资来实现低碳甚至零碳；二是一些无法实现低碳、且生活必需的企业和行业，通过转型金融调动社会资源来弥合其不利影响，如碳捕捉、碳汇等都需要金融支持；三是一些永远无法转绿的企业，就要利用低成本的金融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平滑地引导相关资本的退出。

    李扬进一步讲道，因为我们面临一个伴随巨大风险的转型，这些风险需要新的金融理念、手段、政策和工具来加以管理，这也是发展转型金融的重要意义所在。“转型金融问题于2019年被提出，目前正在被全球央行热烈讨论。”

    关于国际金融规则方面，朱民表示，目前来看主要是“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该组织是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于2015年成立，旨在为全球金融机构、企业和投资者建立一致的气候相关金融披露框架与规则。目前，已有超2600家机构支持TCFD的信息披露框架。

    “今后上市公司可能需要进行两套披露，一套是传统的财务披露，一套是和可持续相关的气候变化披露。这会影响企业的估值、现金流和收益，带来的冲击将会非常巨大。”朱民强调道。

    在未来40年，中国或将以绿色发展这一新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在朱民看来，中国新的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必须要解决气候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决定了我们必须成为全球碳中和的核心参与者。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处在赶超阶段，而绿色经济和碳中和带来的全新范式给了中国一个机遇。

    朱民讲道，因此，中国应以引领者的定位，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碳中和，推动全球碳中和治理规则的谈判；要主动参与全球共同目标和行动方案的设定，确定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要秉承共同、可持续未来的理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和国际规则制定进程，来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