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杜丽娟北京报道

    伴随国际环境的严峻复杂，“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不仅关乎14亿人民，更事关全世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的繁荣发展也为稳定全球经济及经贸关系提供了强大动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认为，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无疑是一系列决策部署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对中国来说，努力增加“稳住”的确定性因素，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今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纾困帮扶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刘尚希认为，当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这个问题，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政策措施。

    “不确定性”风险挑战

    全球治理规则正从既有规则下的“波动性变化”转向重构规则过程中的“趋势性变化”。

    《中国经营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确定性”成为一个高频词，尤其是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干扰，基于这样的背景，你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存在的“不确定性”？

    刘尚希：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和经济界普遍认同的看法，但在不同语境下，其具体内涵也有所不同。

    通常的理解是，不确定性会引发风险，这种风险往往是公共风险，由于市场主体和居民难以识别和应对公共风险，从而会导致预期转弱，并带来经营、投资、消费等行为趋向收缩。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就是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结果。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呢？ 我认为，世界大变局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现阶段世界各方力量正在发生巨变，地缘政治、风险事件不断发生，逆全球化态势持续强化。因此，有观点认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终结，过去形成的全球分工合作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也处于重构之中，各国都在想方设法重构自己的供应链，以寻求本国安全。

    这种大变局，也影响着全球治理规则，包括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内容的调整。具体来看，就是全球治理规则正从既有规则下的“波动性变化”转向重构规则过程中的“趋势性变化”，这种“趋势性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中国经营报》：在新的全球治理规则调整之前，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倡导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逆全球化，但尚不足以构建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伴随世界大变局的推进，你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刘尚希：我认为，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确定之前，全球无序混乱动荡的状态仍将持续，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动作，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世界无序发展的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成长环境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影响可能短期内并不会很直接，甚至还可能出现逆转，但长期看，将对我国的企业、居民的行为以及全社会预期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开放”的问题。一直以来，开放都具有双向和多边的特点。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开放代表着“国家能力”，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想开放也很难实现。

    当全球“有序红利”不复存在，“无序风险”指数化上升时，中国也需要深度嵌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尤其是在全球动荡的情况下，如何快速提升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当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宏观视野，能以超越国家的整体观视角来看待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要努力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确定性，尤其是要提升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提升，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政策要稳定社会预期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

    《中国经营报》：微观层面，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今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纾困帮扶政策，以提升市场主体和居民的信心，从对冲经济不确定性角度看，你认为当前政策的纾困效果如何？

    刘尚希：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将稳就业和稳收入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发力点，也是当下的应急目标之一。

    总体看，就业和居民收入关乎社会稳定和基本民生，目前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待市场主体经营好转后，间接保居民收入，但是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也需要时间，尤其在宏观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台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有利于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早日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直达地方财政，对失业和困难群体进行帮扶。比如，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经突破2亿人，现有的低保救济政策并不能覆盖新出现的困难群体。

    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方式和技术手段，借鉴疫情防控的方式方法，更加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群体，有效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和居民生计风险的蔓延。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这个问题，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政策措施。

    疫情发生的三年里，很多居民和家庭收入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

    《中国经营报》：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政策将缓解刚性支出压力作为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具体落实方面，你认为当前应该如何让政策更接地气，以发挥更好的提质增效作用？

    刘尚希：面对一些居民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拓宽思路，并及时推出新的应急举措，同时要抓住稳就业和稳收入，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散为社会风险，从而为稳住经济大盘创造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加大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比如，在政策出台前，相关部门可以先做一些政策实验和模拟评估。在分析评估阶段，要与市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关起门来各自制定政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宏观环境下，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更加审慎、更加包容，要让市场主体更可预期。只有当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才能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也才能更好地稳定预期，共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