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丽朝博鳌报道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均已提出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但在实际推进中却面临不少挑战。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央行行长易纲等就推动碳中和过程中减排政策、绿色金融的作用、政府与企业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实现“双碳”目标需“胡萝卜加大棒”

    当前，在碳减排方面，部分国家倾向于使用价格工具，如碳税，也有国家更多地采用非价格政策措施，如行业性激励政策。在周小川看来，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跟目标有关系，多目标之下需要目标和工具的协调，要设计一个目标函数，每一种不同目标有其权重，权重对应着背后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对应着价格，处理好价格和权重的关系，就能实现最优协调。

    易纲表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很高的碳价或碳税是“大棒”，适中的碳价属于“小棒”或“中棒”；央行的支持工具实际是激励机制上的“胡萝卜”。

    2021年11月，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等技术项目进行支持；二是对煤炭清洁利用进行支持。

    易纲透露，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低息（1.75%的利息）给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商业银行接到再贷款后，必须对碳减排项目进行支持，同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重点在于要求商业银行对碳足迹、支持项目利率、减排量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并接受社会第三方监督，让全社会提高对碳达峰、碳中和紧迫性的认识。

    在风险防控方面，易纲介绍，央行的再贷款虽然是低息的，但也是要收回，风险由商业银行承担，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最初有21家中资银行参加这个项目，后来有7家外资银行加入，并且有几十家地方商业银行也加入，央行在这个项目的提供上对中资、外资、民营银行是一视同仁的”。

    易纲表示，2022年是执行两个工具的第一个完整年，2022年两个工具支持了相当于1亿吨碳的减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去年减这1亿吨碳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今后还要继续用这样的工具来激励整个金融业、支持碳减排。”

    目前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2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总体贷款余额的10%；绿色债券也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很快。“所以，我们想用央行的激励机制，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金融方面的支持工具支持实现‘双碳’目标。”易纲称。

    绿色低碳转型将成经济增长点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在论坛上表示，在世界能源格局不断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平衡好安全、发展和“双碳”的关系，需要先立后破。要在安全替代的情况下实现能源的转型。他表示，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会面临诸多挑战，并非一蹴而就。

    在谈到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赵辰昕表示，价格工具更多是市场的作用，但“双碳”不仅仅是就碳论碳，而是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是极其不容易的，必须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来发挥作用，形成最大的合力，才有可能最终去实现。

    中国围绕实现“双碳”目标，正在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环境，让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最大力度地发挥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支持企业在绿色转型当中，实现更大的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动能不足，且下行趋势增加，在赵辰昕看来，绿色低碳转型是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大家合力找到更多的办法共同努力，会引导世界经济复苏有更好的前景。

    赵辰昕表示，中国的碳达峰，是政策驱动下的碳达峰，时间可能是全世界各国最短的，压力最大的，要克服的困难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的政策供给，持续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化机制，落实节能降碳的税收优惠政策。深化能源领域的价格改革，推出碳减排的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碳”的标准计量体系，启动全国碳市场，以制度革新来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在赵辰昕看来，推进“双碳”工作，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广大企业是创新发挥作用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我们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研发与商业应用有机衔接，提高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大政府主导的科研资金对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承担国家绿色低碳重大的科技项目，助力企业培育产业增长点和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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