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牧云何莎莎上海北京报道

    随着全球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的关注不断提升，因此ESG评级较高的企业在融资时可以获得更多便利，比如更低的成本、更快的审批速度等。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弯道超车”挂钩绿色融资，这一现象也在业内被认为是“漂绿”或“洗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漂绿”的手段正在逐渐复杂化，未来“漂绿”的识别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当下，我国多地已经启动转型金融编制相关工作，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重启信号渐明。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披露标准尚未确定、企业与机构内部激励和问责机制设置不到位等诸多因素之下，部分机构在披露相关信息时出现选择性披露、对投资标的进行绿色包装、资金流向非绿色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也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应对，比如加强政策引领、不断更新评级方法等。

    手段趋向复杂化

    在监管的关注之下，“漂绿”行为已经从ESG描述层面扩展至结构更为复杂的行为，识别难度也更高。

    “漂绿”，即企业或机构运用具有误导性或错误的方式，来夸大自己在环境方面的努力。尽管目前尚未有明确针对“漂绿”行为的监管定义，但“漂绿”在近年依旧成为全球监管的重点关注对象。

    比如，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新规则，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打击力度。批准的内容规定公司如果没有详细的证据，将禁止使用“环境友好”“天然”“可生物降解”“碳中和”或“零碳”等环境声明。禁止企业发布误导性广告和笼统的碳中和声明。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因ESG基金中可能存在误导性陈述而调查了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在业内引起关注。

    此前，人民银行研究局发布名为《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文章中提到，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核实验证，让每一分绿色资金的使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不让“洗绿”行为得逞。

    北京秩鼎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刘相峰向记者归纳了目前较为普遍的“漂绿”方式，包括在可持续发展描述中进行含糊不清的描述，例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声明的对象不明确，是指产品、服务或政策的一部分还是全部。此外，在描述中使用误导性符号、不易理解的专业用词、未经证实或不相关的表述、选择性披露以及提供过于完美的承诺与说明等，都是常见的手段。

    然而记者注意到，在监管的关注之下，“漂绿”行为已经从ESG描述层面扩展至结构更为复杂的行为，识别难度也更高。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也有机构通过包装将非绿项目打造成为绿色项目、为绿色项目筹集得到的资金在后续却没有将资金用于该项目等现象产生。

    而近日彭博社报道则显示了目前部分中东企业的复杂“漂绿”结构。作为全球开采量最大的石油企业，沙特阿美的ESG评级并不理想。信息显示，辰星Sustainalytics给沙特阿美的ESG风险警告为“严重”，落后于95%以上的跟踪实体；MSCI对沙特阿美的ESG评级为BB，处于中下游水准。为获得ESG融资，沙特阿美在2021年分别向EIG Global Energy Partners LLC和贝莱德公司牵头的财团出售了阿美石油管道公司和阿美天然气管道公司两家子公司49%的股份。

    随后，EIG和贝莱德财团创建了两家特殊目的公司（SPV）：EIG Pearl Holdings和Green SaifPipe-lines Bidco，并由这两家SPV机构出售债券。由于两家SPV机构发行的债券与化石燃料行业没有直接联系，在主流ESG评分中，均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分数。最后，这些债券进入了摩根大通的ESG指数，该指数累计被约4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追踪。辰星ESG研究首席分析师Shiva Mitra对此回应称，由于EIG Pearl是SPV机构，因此没有独立纳入其研究范围，对此类实体进行全面研究的能力有限。

    多层面反“漂绿”

    一边是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一边是“漂绿”手段的不断进阶。

    需要注意的是，报道显示，除沙特阿美外，还有其他中东企业也通过类似的复杂结构中“漂绿”，甚至在企业中成为一种“相对的标准化”。那么，复杂化、隐蔽化的“漂绿”手段是否正在成为趋势，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此，惠誉常青ESG研究组联席董事贾菁薇告诉记者，监管的信披要求趋严，比如在欧洲发达市场，对于企业ESG信息强行披露要求在近几年明显增强，也对某些高碳排行业（如油气公共事业类）行业长期低碳转型提出严峻挑战。日益严格的环境资源标准已经明显影响到该类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途径，比如借贷或股权投资，这在某些程度上提供了企业“漂绿”动机。

    刘相峰表示，“漂绿”手段的复杂化、隐蔽化确实正在成为趋势，类似的复杂结构也可能在我国被复制，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从外部层面，对ESG仍然缺乏明确的预期和标准，在衡量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和绩效方面，有多种不同的标准和框架（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ISSB、TCFD、欧盟绿色分类标准等）。这些标准在推动信息披露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一致性和协调性，使得报告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从而为“漂绿”行为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这些标准往往也缺乏足够的严谨性或雄心壮志来推动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成果，从而使报告看起来具有误导性意义。

    从企业层面来看，刘相峰表示，企业内部管理对于确保实现所有重大议题的目标和承诺至关重要。然而在制定、监督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果方面，公司内部往往很少有真正的问责制，即使有，也很少规定失败的后果。同时，尽管人们呼吁将透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放在首位，但许多企业领导人仍然对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漠不关心，仅仅看到了绿色金融的风潮，却看不到避免“漂绿”和支持可持续增长的好处。对此，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人、监管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可以通过奖励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来激励积极的变化。

    一边是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一边是“漂绿”手段的不断进阶，结合我国即将重启CCER、设置转型金融目录等背景，未来的“漂绿”是否会更难识别？

    刘相峰认为，结合上述背景，未来我国漂绿的手段可能会更加复杂和隐蔽，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和标准化来识别和应对。

    刘相峰建议，首先要加强政策引领和标准建设。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加强对漂绿行为的惩罚和曝光，提高企业和机构的诚信度和责任感。其次是加强信息披露。增加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披露和数据共享，提高投资者、消费者和监管机构的知情权和参与度，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和自律。同时，建议实行第三方认证。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认证机构，建立统一和科学的ESG评价体系和标准，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可信度。最后，也要加强投资者和公众对ESG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通过对投资者和公众的反洗绿教育和培训，提高对洗绿的认识和理解，培养绿色消费和投资的理念和习惯。

    在2023年3月进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也就“漂绿”问题指出，“对于较新出现的转型金融，要就假转型的风险进行防范，在转型金融制定的过程中强调转型主体对整体转型路径，进行完整规划并充分地披露，否则有可能出现假转型的风险。”

    另外，对于在绿色金融中担当重要一环的评级机构而言，针对“漂绿”手段有哪些相应举措？刘相峰告诉记者，评级机构可以通过运用来源可信的数据建立ESG评级，监测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而判断是否有洗绿的可能性。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ESG风险事件来捕捉洗绿，进而给公司参与可持续发展误导性事件贴上标签。这一范围内的ESG风险事件可能包括：批评广告活动在环境影响上欺骗消费者、公司夸大其倡议的影响，或报道公司的行动与气候承诺直接相反等。此外，评级机构还需要不断提高ESG评级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对ESG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分析，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提升ESG评级的效率和精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