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系列报道

    【编者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增加，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蓬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然后对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面对的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有着借鉴意义。

    文/李浩然

    “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简述，“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7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落实，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金额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政治、文化、法律、融资等投资风险。《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指出，2022年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6万家，占总境外企业的34%。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8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40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对策建议、并购动机以及并购后的绩效分析等方面。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相关研究

    谭畅（2015）对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出我国企业面临着东道国政治风险高、国家安全因素、生态环境问题等风险，并提出了充分熟悉海外投资环境等对策。王凡一（2016）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前景，并提出为了应对投资环境风险、货币金融风险等应该建立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推动货币金融合作，完善货币金融环境等建议。聂娜（2018）通过对“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分为外部投资环境风险如政治、经济、文化风险和企业内部投资风险如决策投资风险、财务风险等。在对相关风险理论总结后并提出了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建议。陶晶晶和沈罗薇（2022）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类型分布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

    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相关研究

    李晓红（2010）将跨国并购的动机概括为以下几点：占领海外市场、冲破他国的贸易壁垒、获取短期内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以及获取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张文佳（2015）发现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他国的资源、某项专利技术，或是通过并购获得更大的平台从而使企业快速发展。唐晓华和高鹏（2019）提出了跨国并购动机的新趋势在向转移产业产能、技术储备、海外资本投资等方面转变。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分析相关研究

    牟晓伟和吴雨桐（2018）分析了近几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数据，以文化因素为要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所面临的文化差异和挑战，并提出了做好文化整合的相关建议。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直接投资的现状、动因及对策建议的研究较少，且缺少对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面临的风险分析，本文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深化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国并购的研究，对于已有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获得了更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201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量稳步增长；2016年，受国际安全形势、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放缓；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得益于相关政策支持，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投资额出现微弱下降趋势；2019—2021年，国家鼓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我国企业纷纷响应国家政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综上所述，尽管在2016年和2018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二者均高于2013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依然呈现上升趋势。2021年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较2012年翻一番，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5%。2013—2021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640亿美元。

    （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行业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和升级化趋势

    从行业构成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涉及到的领域十分广泛，既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行业，也包括金融、科技等现代化行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家鼓励对沿线国家的文化、科技、教育等行业进行投资。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流向制造业的投资9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8%，占39%；批发和零售业33.3亿美元，占13.8%；建筑业24.1亿美元，占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2.9亿美元，占9.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8.5亿美元，占7.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6亿美元，占6.9%；金融业13.9亿美元，占5.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亿美元，占2.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4亿美元，占2.2%。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仍然以制造业为主，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最少，仅有2.2%，这可能是因为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尚不健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但总体来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和升级化的趋势。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向较为集中

    从国别构成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向较为集中，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老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从空间来看，近些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呈现出先近后远的特征。

    总体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还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中国对其投资尚比较有限。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流向有较稳定合作机制的周边国家，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新加坡、印尼、缅甸和老挝等国，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观察员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业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开始向金融、信息服务业等现代行业发展。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

    在逆全球化国际趋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多种风险。

    （一）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出现政局动乱的现象，不同的政权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政权的更替会扰乱市场秩序，破坏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的连续性。且沿线国家包括中西亚、中东、东南亚等区域，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不少是战乱国家，是“三股势力”盘踞较为严重的地方，会造成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导致中国企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及威胁到人身安全。

    （二）法律法规风险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尚不健全，执法的随意性和变化性比较大，有一些国家甚至还有特殊的法律要求，更加阻碍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发展。此外，有些发达国家虽然法律法规较为健全，但由于与我国隶属于不同的法种，我国企业在面临劳动纠纷、安全审查、政治阻挠等方面的风险同样值得重视。

    （三）文化整合风险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相距较远，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工作中他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实行扁平化的管理制度，而我国企业一般更加注重集体主义，因此大多数企业在跨国并购成功后，也面临着棘手的文化整合问题。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时会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不能正确理解海外投资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的投资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给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埋下隐患。

    （四）融资风险

    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且对我国的投资并不看好。我国企业在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当前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融资渠道有限，主要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的各类银行。且沿线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基础设施并不发达，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大都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的前期投入较高且投资回报率较低。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在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风险进行分析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交流。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在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应该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准确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争取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同。第二，增强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制机制。国家要加强对投资风险的管理和防范，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仅靠企业完成投资风险的评估十分困难，因此国家应建设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智库，组建投资风险研究小组，帮助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定期发布沿线国家的风险等级和风险预警等信息。第三，企业应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目标，重视并购后的整合。企业要理性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制定理性的投资和发展战略。对于跨国并购而言，无论并购活动的形式如何，最终目标是实现协同效应，提高盈利能力和增加企业价值。因此，对并购后的两个企业进行整合很重要。只有有意义和可执行的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使并购获得成功。

    作者系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