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本报记者吴清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日本经济、产业和楼市、股市都在恢复增长。首先是股市上扬，日经22指数刷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高；其次是楼市恢复，所有用途土地的基准地价连续两年上涨；再次是资本涌入，以巴菲特为代表的外国投资者持续进入；另外就是实业流入比如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正在日本九州建厂。日本经济产业的积极表现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尤为显眼，引发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与当前日本经济强劲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过去30年的低速增长以及外界广泛讨论的所谓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日本过去30年经济增长率偏低，但也是其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其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

    日本经济在沉寂30年之后真的再次崛起了吗？ 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日本经济崛起、失去又重振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当下的中国借鉴？

    同处东亚地区，日本经济发展和中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对比研究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经济当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着诸多的参考意义。

    为挖掘这些参考意义，《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欣孚智库创始人、北京欣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CEO宋欣和知名商业战略专家、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多家知名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周掌柜，现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与读者分享。

    日本经济迈入新周期？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端，可能会引导日本进入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先建立信心，之后带动更多的实业回流，这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们说日本目前还没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认为它正在平稳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日本经济、产业和楼市、股市都有不错表现，这与外界所谓的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大相径庭，日本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时期？

    张季风：如果按我自己的观点，日本过去30年并没有失去，而是基本处于正常发展过程中。2023年名义GDP增长5.7%，实际GDP增长1.9%，开始出现比较快的恢复增长，是摆脱过去3年的新冠疫情影响后的一个正常反弹。鉴于2023年核心CPI达到3.2%、诸多大企业承诺涨薪5.2%这类利好数据的出现，3月19日日本央行作出了停止负利率政策和废止YCC（指日本2016年开始实施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旨在控制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政策，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经济已出现迈向自律性复苏新时期的迹象。

    宋欣：这算是一个好的开端，可能会引导日本进入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先建立信心，之后带动更多的实业回流，这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们说日本目前还没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认为它正在平稳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经营报》：在所谓的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后，尤其是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哪些因素促成了当前日本经济各方面的恢复？

    宋欣：首先是因为很多的国际资本，当它从一些市场流出后，就必须要流向新的地区。放眼全球，既是长期的价值洼地，又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和增长潜力，这样的市场并不多。目前来看，东南亚或者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经济危机或衰退时，很难经得起考验，所以说日本这时候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对冲选择。

    另外，虽然过去的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但是日本还是很好地保留了产业结构和工业水平，因此能很好抓住这次机会恢复发展。

    周掌柜：这一繁荣背后，地缘政治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客观上，从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世界从“平的”逐渐再次变得“褶皱”起来。日本成了受益者之一。

    这种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变化确实提升了日本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敏感行业的投资，例如芯片、AI和新能源汽车等。此外，区域性产业链的再构建也让日本享受到一定的产业红利。

    从日本内部环境来看，“改革促进增长”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开始开花结果。相比小泉与安倍时代，虽然后面的岸田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提出振奋人心的全面纲领，但其对于经济改革的承诺——“从储蓄向投资的根本转变”，依然是非常务实的改革方向。而后面更为务实的政策，包括利用外资，先激活资本经济和房地产，再全面激发社会潜能，正是带来当前经济繁荣的关键。如今，岸田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比如，为了提高日本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政府着手改善股东投资环境。

    张季风：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影响，让日本的战略地位重新凸显，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受美西方投资和资金的拉动，推高了股市。不过，关键还是内部原因，过去一般认为股市是经济发展晴雨表，现在似乎更多的人认为股市的变化已经与实体产业相背离。但不管怎么说，股市变化还应该和经济基本面是一致的，日本股市上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日本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日本2023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上修至0.4%。其实，日本目前企业的业绩表现也不错，企业经常性净利润增长13%。

    《中国经营报》：那日本这轮强劲恢复能否持续？ 若能持续会有多久？

    宋欣：日本经济目前的这个快速的恢复，不管是楼市、股市，还是企业盈利率的大幅回转，和其本身的实业发展状况已产生了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目前各项数据回暖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业作为支撑。日本产业在过去10年之内，没有发生巨大的转变，就算是近期回流的产业，也只是一些芯片产业回流，日本制造业并未恢复到30年前的状态，所以说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一个人为再造的牛市。

    周掌柜：本轮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否持续，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以下三个当务之急。

    首先，工资增长是短期最关键的因素。虽然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24年度经济展望报告》，日本未来3年的物价有望实现每年2%以上的增长，但工资上涨和需求疲软仍然是经济走出“通缩”的最大障碍。

    其次，从短中期来看，日本经济若想回到正向增长的通道，就必须抓住当下需求反弹的时机，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人手，也就是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力。据2023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部发布的短期观察数据，就业人员判断指数（DI）不断下探出现了负值，这意味着日本目前在多个领域，特别是旅游业相关的餐饮、住宿和交通运输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缺失。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加重。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新增人口跌破80万，然而65岁以上的老人却进一步增加到了4600万，占人口比例的36.3%。可见，日本经济想要抓住旅游业和消费复苏，进一步扩大增长的概率并不高。

    最后，中长期来看，日本产业必须有足够支撑。相比印度、墨西哥这两年的爆发，日本目前的产业结构已不存在“从无到有”爆发式增长的可能。同时，相比匈牙利，日本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转向发展电动汽车或者电池产业链。那么日本产业增长点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需要得到回答。

    在过去30年中，虽然日本企业在诸多科技竞争中败给了中国和美国的企业，但在诸多产业方面还是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日本的材料行业、电器设备、精密仪器行业和电子零配件行业仍极具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战略竞争的加剧，诸多日本企业开始实行“回迁”的策略。回迁虽然可以带动本地产业的再发展，但由于缺少新投资者，产业再向上发展的动能明显不足。

    因此，眼前的日本确实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资金避险的港湾区域，但由于本身社会问题和产业发展的局限性，从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颇有点“后劲不足”，这一点值得继续观察。

    “失去”的背后

    当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低有很多原因，呈现多因一果、互为因果的状态。有经济达到一定层面的增速递减规律、需求减少、外部经济环境有变、大灾频发等客观原因，也有经济政策失误、经济泡沫被刺破导致经济硬着陆、过度发行国债导致财政负担重和杠杆高、“十年九相”政局不稳等主观原因，就当前来说，最突出的症结就是收入减少、工资低，使得增长的良性循环断裂。

    《中国经营报》：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背后，不能否认的是，近几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确实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季风：日本过去30年GDP增长率偏低是不争的事实，1991—2001年年均增长率为0.7%，即使跟美西方发达国家比也偏低。这可以从国际环境变化、技术创新、产业变迁、人口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经济中速增长期，尤其是90年代初日本GDP接近美国GDP的75%，那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最害怕和打压日本的时候，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1991年土地房产泡沫破裂，1991年后西方对日本打压力度明显下降，甚至转为声援和支持，但相比战后美国大力扶持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日本GDP1968年超过德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对西方质量上的追赶任务，后发优势丧失，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改良的拿来主义已经行不通，只能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这样难度大多了，技术创新即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下降。

    产业变迁方面，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迟缓，丧失很多机遇。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没能跟上IT革命的潮流，而且自身包袱太重。90年代初期，日本也曾发力IT产业，不过富士通、NEC等日本企业自己单搞一套计算机和IT标准，并一直坚持，没有认清美国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的霸权地位以及自身与美国的差距，后来结果就是，微软、IBM、英特尔等美国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全世界跟着美国走，2000年后日本开始转向跟着美国走，不过已错失IT革命浪潮的时机。

    人口结构方面，早在1995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给日本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比如社保压力增加，企业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等。

    所以，当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低有很多原因，呈现多因一果、互为因果的状态。有经济达到一定层面的增速递减规律、需求减少、外部经济环境有变、大灾频发等客观原因，也有经济政策失误、经济泡沫被刺破导致经济硬着陆、过度发行国债导致财政负担重和杠杆高、“十年九相”政局不稳等主观原因。就当前来说，最突出的症结就是收入减少、工资低，使得增长的良性循环断裂。

    宋欣：日本经济泡沫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被戳破，背后原因恰恰是战后迅速崛起的成功要素的负面作用所致。之前的发展思路跟不上外界环境的变化，一切都开始被颠覆。

    从宏观视角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支持日本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逆转。随着冷战逐渐接近尾声，原本的东西阵营对立逻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家各自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日本作为当时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西方国家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这种情况最终促使美、德、法、英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开始贬值，日本原本的经济模式开始受到外贸下滑的威胁。

    从日本内部环境来看，当时日本政府就已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以实现经济转型。1986年发表的《前川报告》强调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日本经济向更以内需为导向的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只不过改革太晚、动作太慢，后面发展远远超出了当时执政者的预料。

    随着核心矛盾的转移，曾经在西方世界内部对日本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的艳羡与赞美，也逐渐转化为对于日本经济制度的批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舆论界涌现出一批对日批评家，认为日本成功的背后是因为其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和强大的产业卡特尔，从而造成贸易的不公平现象。

    从日本内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过度借贷和投资，最终形成了不可持续的泡沫。从人口结构来看，由于日本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不足以支撑出口产业的发展，导致加工密集型产业纷纷外迁，导致日本资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加剧了后期的经济下滑。

    由此，内外部共振开始打击日本经济。观察日本经济的历史轨迹，我们发现，早在《广场协议》签署前，日本就显露出增长乏力的态势，根本原因在于，新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日本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尽管日本政府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表面上经济看似繁荣，实则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逐渐减少，投资回报持续降低。

    最终引爆点是加息的副作用。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随后在1990年3月对房地产融资实行了总量控制，但股市、楼市仍双双崩盘，央行将基准利率从6%下调到0%也无法扭转股票指数连年下跌的趋势，直到2023年日本股市才重返1990年的高位。

    同时，日本确实在过去数十年的技术改革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领先优势，特别是错失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浪潮。

    这并非日本的那些财团没有看到机会，其实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几个比较大的财团是非常注重技术研发的。不过，当时日本商社财团决定放弃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一些机会，因为日本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差距很大，他们没办法在单一封闭的日本市场里，像中国一样（有足够大的市场）可以等待自己的巨头诞生，所以当时日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投资。然后通过海外投资增加企业的长期盈利率和利润积累，同时通过在海外购买大量的土地、基础性行业如港口，可以保持日本经济长期来看具备一定的韧性。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及其企业在韧性和活力之间，选择了韧性，因为当时他们也不适合选择活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否则，非要跟人家拼技术研发，或是拼某一个赛道，那可能就直接被拍死了，也就没有后面再崛起的机会。

    应该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是那个时代转折下的必然，多少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日本快速发展的成功因素在新时代成了沉重包袱。背后原因内外部均有，不能用“阴谋论”简单归因，这一点值得中国决策者借鉴和思考。

    《中国经营报》：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挑战，此前网上有种声音流传甚广，就是日本资本负债表导致萧条，而这些问题中国可能也需要面对。

    张季风：诚然，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经济负担，但现在许多人将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于人口老龄化，我不敢苟同。

    第一，人口老龄化是世界的共同现象也是无法改变的必然趋势。寿命提升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毕竟经济发展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提升。

    第二，没有数据支撑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从日本的财政支出来看，真正用于老龄化的并不太多。财政预算中包括老龄化对策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从1990年的11.6万亿日元增至2022年的36.3万亿日元，净增24.7万亿日元，增幅并不算太大。我粗略计算了一下，31年来日本针对老龄化（社会保险）的累计财政支出为250多万亿日元，相比13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国债，实际上占比并不高。现在社会保障费用高达GDP的23%，但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并不高。因此，老龄化虽然也是日本经济发展变慢的原因之一，但绝非主要原因。

    第三，人口减少问题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不宜过度放大。我十分不解，日本在人口3000多万的时候，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不足1亿人口的时候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而现在1.2亿人口之时，却来担心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据日本权威部门预测，即便到2060年还会有9000多万人口，届时日本经济就一定会出现灭顶之灾吗？ 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第四，日本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实行“照护保险制度”，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人生百年计划”，等等，斩获“长寿红利”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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