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似乎也正在碰到这个问题。西方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或人口减少等来唱衰中国经济也毫无道理。中国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减少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扩大就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日本病”。

    还有之前网络上引发的所谓资本负债表衰退理论值得商榷。因为仅仅一个资产负债表很难全面解释日本经济出现的复杂问题，也涵盖不了整体经济各方面。就当时的日本来说，所谓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实际数据也不支撑，比如泡沫经济崩溃初期的1991—1995年，日本企业负债率基本还是在上升的，从120万亿日元增长到145万亿日元，而1995年后，企业负债率确实在下降，但我个人当时在日本的感受，其主要原因并不一定是企业放弃“利益最大化”转而追求“债务最小化”，恐怕不是企业不想借钱，而是银行不愿借钱，即银行的“惜贷”所致。2005年，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得到解决后，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较低的原因则是企业效益转好，自有资金比例上升的缘故。

    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十分复杂，供给侧、需求侧都存在问题，外部环境也不好。当时世界经济不是太好，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日本海外市场和出口市场没有快速扩张。同时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人员工资20多年几乎没有增长，再加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2008年雷曼事件冲击国际市场、疫情等天灾人祸，加重了日本的财政负担，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发展。

    至于说中国经济将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一，中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也谈不上崩溃，更谈不上资产缩水，连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大前提都不存在；其二，中国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其三，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日本所不具备的。另外，关于中国是否也患上了所谓“日本病”，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中国与日本90年代并非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彼时的日本已进入后现代化阶段。所以在进行比较时，应当慎重。

    日本经济“失去”增速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过去30年也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为何会出现“失去的30年”的说法？ 除日本经济增速慢的因素之外，还有媒体炒作、民族情绪，日本自身的低调自虐的民族性，日本人很少唱赞歌，而是习惯挑自己毛病，或许也是“哀兵之策”。

    《中国经营报》：正如前面所说，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说法存在不少争议，应该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季风：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是伪命题，因为过去30年中，日本经济发展有得有失。而且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可能日本的明显突出一点儿。

    其实，过去30年也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

    为何会出现“失去的30年”的说法？ 除日本经济增速慢的因素之外，还有媒体炒作、民族情绪，日本自身的低调自虐的民族性，日本人很少唱赞歌，而是习惯挑自己毛病，或许也是“哀兵之策”。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日本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持续43年，第三大经济体持续13年。虽然去年德国GDP超越了日本，但其实主要原因是日元贬值所致。从大局和主流看，这30年日本做得还可以，只是没有做得更好。首先日本的老百姓生活没有下降，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失去，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距。

    《中国经营报》：过去30年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有没有更详细的解读？

    张季风：至少20世纪90年代前，比如战后改革日本宪法、日本经济三大改革，以及后来扩大内需结构改革等都是在美国主导或“外压”下进行的。但1990年以后的改革则是日本自主改革。近30年来，日本经济经历了桥本六大改革、公司治理改革、小泉结构改革、安倍经济学、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改革等，实际上改革基本没有中断过，获得了“改革红利”，而且改革自主性更强了。

    桥本六大改革涉及经济结构、金融、行政、教育、财政、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日本后来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改革基本沿着桥本改革的思路进行。如企业治理方面，把美国的经验引进来，学习了美国的财会和股东董事制度，使企业经营与国际接轨。小泉结构改革则主要解决了不良债权和邮政民营化的问题，改革了之前只适应高经济增长时期的一些做法和问题。小泉改革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长期景气，年均增长率2%。安倍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其任内按日元计日本经济总量还是上升的，7年增长11%；近期的岸田新资本主义改革，也有一些合理性内核，比如对过去自由主义的拨乱反正，就是不能太靠市场，也不能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还要注意分配问题，促进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

    说是高质量发展的30年，可以从结果上看，日本经济、社会、生态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是否处于国际一流的位置。我采用了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来比较分析，共有48项指标。

    其中，经济指标有23项，这方面日本除了财政杠杆高、经济增长率低外，GDP规模、人均GDP、国民人均收入、产业结构、海外净资产、贸易收支、FTA/EPA覆盖率、外汇储备、研发强度、核心技术掌握、专利取得、名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核心消费者物价等指标，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好几项是世界第一。社会指标15项，包括人均寿命、就业水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个人金融资产、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社会治安、教育投入占GDP之比、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日本都在全球处于高水平或者一流水平，比如人均寿命世界第一，养老医疗保险全球最高，个人金融资产也是全球最高，基尼系数0.32依然是全球最公平的国家之一。生态指标有10项，包括环境总体状况、生态总体状况、资源利用效率、单位GDP能耗、温室气体排放、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建成区绿色覆盖率等，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另外，在构成CPTPP、RCEP、IPEF的经济体中，日本都居重要地位。纵向来看，这些年，以上绝大多数指标都实现了正增长。

    说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一是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占25%，若以海外投资企业为基数则高达38%，实现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是FTA/EPA覆盖率近80%，美国、欧洲、中国都有大量投资，可谓全天候无死角，国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产业空心化。三是拥有429万亿日元的海外纯资产，这个数额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海外纯资产的总和，相当于日本GDP的75%—80%，所以有“海外再造一个日本”的说法，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海外纯资产只有30万亿日元规模，相当于30年间涨了10多倍。四是“海外日本”的资产基本上属于优良资产，全球平均收益率8%，在中国的收益率高达15%。五是每年从海外寄回日本国内的资金大约是2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4%。六是日本贸易多年处于逆差，但投资所得一直顺差，投资顺差覆盖了贸易逆差，使得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可以说实现了国际金融平衡。此外，几十年的经营“海外日本”，使得日本绕开了贸易壁垒，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海外借地、借人、借技术、借设备，扩展了发展空间，维持着可持续发展。

    日本作为一无资源、二无能源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并不多，所以日本通过贸易立国、进而海外投资，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同时构筑起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FTA/EPA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一直在努力追求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双循环。

    周掌柜：纵观日本二战后的国内政坛，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那就是日本的首相常在未足以留下深刻印象前就辞职了。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为世人熟知的日本首相寥寥无几，其中小泉纯一郎（1980天）以及安倍晋三（3188天）相对突出，而安倍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上只有安倍和小泉有机会改变日本经济现状，事实也确实是两位首相逆转了日本经济困境。

    2001年出任首相后，小泉展开改革，核心有三句话：“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让私营部门做其所能做的事情”以及“让地方政府处理它们能处理好的事务”。进一步解读就是，小泉政府认为日本经济衰退的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调节失效，所以需要通过改革机制和组织结构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通过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当时的内阁认为应该通过“小政府，大市场”“小中央，大地方”的方式缩小政府规模，降低干预程度与公共开支，从而更多地交给市场进行效率优化。通俗地说，就是在改革中要发展，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

    与此类似，万众期待中，安倍的“三支箭”改革横空出世：这第一支箭射向货币体系，通过日元贬值、设定负利率，实现货币扩张和2%的通胀目标；第二支箭射的是财政体系，通过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对于公共工程、中小企业援助和投资激励，以实现预算盈余；第三支箭射向结构改革，支持私营企业、鼓励科创，以求实现长期增长。通俗地说，就是在货币扩张基础上政府增加主导性作用，并且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同时，安倍政府趁热打铁，很快宣布了10.3万亿日元的刺激法案，并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行长，要求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胀目标。

    综上可见，小泉和安倍都是针对日本核心问题，用“改革促增长”的战略对症下药，过程虽然也是跌宕起伏，但看对病和给对药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这两位都没有真正达成他们的终极目标，却也为日本经济今天的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改革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很多工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比较接近，也在日本弱管控体制上借鉴了中国成功经验，但两点依然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日本社会的市场经济、法治和全球化，乃至公司科学管理基础非常扎实，用稳定政策呵护投资者和企业家积极性；二是日本处理与全球主要市场国家的关系非常具有弹性和建设性。概括起来就两点经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和构建稳定外部环境。

    中国镜鉴

    当我们历史性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在日本多届政府的努力下，推动的“改革促增长”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经济的潜力和机会。同时，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举措和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鉴于两个国家经济崛起逻辑类似，当今面临的挑战也呈现共性，日本经济的成功复苏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借鉴样板，特别是日本走出通缩重回增长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我们回顾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再看日本此次经济重振的原因，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变化，日本经济的制造业基础一直都在。这中间有哪些可以值得借鉴？

    张季风：日本和美国产业结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本一直注重制造业，日本造物，美国造钱。2022年日本企业整体营业利润达18万亿日元，2023年更高。这是当前日本股市爆发的基础条件。国家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重视和发展制造业，这是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

    因此，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发展制造业上来，把第二产业作为基础。

    宋欣：日本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但依然保持着较强大的制造业，但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制造业基本上已萎缩为个位数了，制造业对这些国家的贡献已很小，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日本相对来说还是保持着较强势的工业水平。所以日本就能很好地抓住现在的发展机遇，吸引国际资金的流入，然后让经济相关指数和信心得以恢复。

    《中国经营报》：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曾面临与中国当前类似的发展境遇，其中速发展期持续了18年之久。在这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日本也从之前的注重数量发展转为注重质量发展，这对中国当下的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借鉴？

    张季风：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平稳、中速发展阶段，1973年到1991年，也是日本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但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的市场，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更加复杂，中国的复苏的尺度和时间可能会更长。

    日本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大调整，对环境的治理，还有对创新农业、自主技术的投入，最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从国家到企业，日本当时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走出滞胀，实现了一花独放。

    同时，当时日本的国际关系协调做得好，首先是对美关系协调好了，虽然日美矛盾和贸易摩擦多，包括纺织品、钢铁、汽车、半导体等的贸易摩擦，但日本跟美国积极谈判、打太极，以柔克刚，很好协调了矛盾，最后没怎么吃亏。而且，日本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规避关税贸易壁垒，比如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中国出口高端零部件的形式转嫁给了中国。而且日本在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注重和中国发展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成为日本海外投资的重地，对中国出口迅猛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其实也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日本有一个很重要转折，就是企业战略方面，从原先的注重世界第一走向世界唯一。因为整机做不过中国、韩国等，那日本就往产业上游拓展，比如半导体上游材料、加工装备等，发展别人没有的产业，精加工这块也努力做成世界唯一，发力附加值更大的产业，更符合日本的发展现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卡人家脖子，而不被别人卡。

    宋欣：我谈下日本国际环境和出海带来的一些经验。日本企业出海对中国是有很多启发的，因为我们其实需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像日本企业当年的判断一样，因为地缘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紧张的地缘冲突周期，我们可能需要用30年或40年的周期才能到下一个地缘缓和周期。而目前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说冲突周期刚刚过去，现在进入缓和周期了。中国的情况也会类似，先冲突再缓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保存我们的实力，那么保存实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产能都留在国内。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学习日本当年出海的经验，从结果上看，日本当年出海的企业，其实也有超过一半失败了，这其实是一个商业规律。目前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在国际化程度上还是不如当年的日本企业，很多企业之前主要就是供应国内市场，现在要出海可能困难很大，因此需要出海企业建立比较立体的对于国际市场还有国际局势变化的认知，更好地选择出海目的地、桥头堡国家，然后再去推行一套落地的方案。

    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论，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学习日本企业当年的经验，也要根据中国企业目前的局势，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去规避风险。因为我们当下面对的风险相对于当年的日本企业面临的风险，还是要上升一个水平的。

    《中国经营报》：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面临境遇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于对日本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高质量发展，您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张季风：中国现在更强调新质生产力，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这是巨大的进步。

    不过，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需要发展。日本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考虑就业问题。1997—2005年期间，除了有几年曾经失业率达到5%左右，1995年以前和2005年以后的时间包括现在，日本的失业率都没有超过3%。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重、大、厚、长向轻、薄、短、小转型的过程中，日本注重发展组装加工产业，特别注意扩大就业的问题。不能让机器和AI“吃人”，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兼顾就业肯定是最好的。

    立足于国内经济的现实，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宋欣：日本进入新时期当然对于中国全球化企业布局带来一定影响。

    首先，放眼亚洲，同时兼具“强购买力”“较大产业和市场体量”和“良好营商环境”三个条件的国家其实并不多。其次，相比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日本消费者普遍具有“去国家化”的理性消费思维。再次，中国和日本的青年消费群体共性明显在增多。最后，随着日元的贬值和未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在日本经营的成本在不断降低。

    因此，日本经济新时期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恰恰是一个全球化落地的时间窗口。排除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极端条件，日本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高端市场的重要选项。

    而当我们历史性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在日本多届政府的努力下，推动的“改革促增长”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经济的潜力和机会。同时，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举措和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鉴于两个国家经济崛起逻辑类似，当今面临的挑战也呈现共性，日本经济的成功复苏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借鉴样板，特别是日本走出通缩重回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当下，过于关注日本“失落的30年”已无助于前行，以开放的心态重新发现日本，务实合作和应对竞争挑战，才是理性的态度和姿势。

    唯有以冷静、客观的立场，结合谦虚谨慎的精神，深入研究邻邦的兴衰命运，方能超越情绪，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与丰厚的收益。大国战略，贵在客观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