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在我国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近日《苏州市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十条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中推行制造业企业“数据得地”的政策措施引发广泛关注。

    何为“数据得地”？据报道，“数据得地”2023年上半年首创于浙江温州，2023年下半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刘小涛履新苏州。这个卓有成效的创新机制则被直接复制到了苏州。

    2023年上半年，温州出台“数据得地365”工作指引，创新实施“数据得地365”供地新机制，为解决无自有生产用地（厂房），年产值超亿元的优质制造业企业和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高成长型企业发展空间难题，提供了新解法。通过对企业近三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客观、公正、精准评估，让数据说话、凭数据决定是否供地，确保有限土地资源向“发展前景好、产值增长快、亩均效益高”的制造业企业集聚，切实打造优质亲清营商环境。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土地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地用在发展上、优质要素用在价值创造上？生产要素如何优化配置？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紧迫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解决之道。

    在此之前，2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的意见》。温州、苏州“数据得地”的做法，无疑是对这项新要求的先行先试，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据媒体报道，温州的“数据得地”改革探索通过让数据说话、凭数据决策，减少人为干预，限制主观意志，更好地发挥了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数据得地”预评审机制也因此入选2023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首批“最佳实践案例”。截至2023年年底，温州已有84家企业通过供地新机制解决发展空间问题，用地面积达2100亩。

    我们认为，中央提出让土地等要素资源向优势地区倾斜的决策，充分彰显了新一轮发展周期中央层面对全国投资布局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为各地进行产业布局、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值得社会各方深刻领会把握。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让土地要素资源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倾斜，真正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地用在发展上、优质要素用在价值创造上？

    首先，必须进行顶层设计，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在我国有限的国土面积上，明确划分哪些国土应该重点开发，哪些国土不应该开发，甚至是禁止开发。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建立健全同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更加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

    我们看到，中央为了对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在制定主体功能区战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等（以下简称“《纲要》”）重大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近日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

    该《意见》明确，到2025年，我国基本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初步形成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到2035年，全面建立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相信，该《意见》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纲要》的全面贯彻实施，将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绿色新动能。

    其次，为了推动土地要素资源向优势地区倾斜，还需对一些探索性但又十分紧迫的改革举措，进行深入研究、稳慎推进。

    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和土地要素利用还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如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等，亟须进行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有很多制度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比如在耕地占补平衡方面，一些地区有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但是耕地补充来源不足。

    因此，下一步，我国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城市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等方面，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审慎推进的。

    最后，引导土地要素向优势地区倾斜，要统筹好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利用，立足各地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细化土地管理政策单元，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更好发挥优势地区示范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各地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产生更大的价值。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从各地人均建设用地和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两者并不完全协调。一项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西部某省份城区人均拥有的建设用地是广东省的1.7倍，而工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的7%。因此，完全有必要根据各地土地综合利用效率适当调整各地建设用地指标。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从土地利用效率来看，过去我国发展方式相对粗放，不少地方土地边际收益不高。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有些地方以廉价土地招商引资，建设产业园、开发区等，造成大量土地低效利用。为此，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将有限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项目倾斜集聚，加大力度推进土地的集约利用，让“寸土”变“寸金”。我们希望，在土地利用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能出现更多的“温州模式”“苏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