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杜丽娟北京报道
对消费税改革预期的讨论，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根据中央部署安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工作重点，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推进财政资源统筹、提高预算管理完整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内容。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从历届三中全会内容看，其都承担着定调发展模式、改革体制机制等重要任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有望成为此次会议的关注热点。
谋划新一轮改革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随着改革走向“深水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也逐渐拉开。
2023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先立后破，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今年年初，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23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表示，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强化转移支付激励约束，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了30年的分税制改革又该如何走？
1994年，我国启动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是分税制改革30年，改革最初的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此后，分税制虽经多次“打补丁”式的改革，但距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中国社科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处理还有待完善。“比较合理的原则应是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杨志勇说。
一直以来，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都是一个难题，其不仅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还涉及税制改革的配合。
围绕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做出了总体勾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所谓权责清晰，就是要有清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财力协调，就是要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财力布局；区域均衡，就是要稳步提升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这意味着，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财政运行面临的一些难题。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避免政府支出责任持续扩张，同时中央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也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负担，这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提高直接税比重
推进税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转型，也是此轮财税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如何推进也备受关注。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贾荣鄂表示，在健全地方税体系方面，要培育地方税源，扩大地方财力，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逐步建立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着力推进消费税改革，稳步推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
“在健全直接税体系方面，要着力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贾荣鄂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的要求，财政部门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企业所得税制度，稳步推进其他税种的改革。
“我们将加强谋划和顶层设计，统筹当前与长远、中央与地方、公平与效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握好时机、力度和节奏，积极稳妥推进税制改革。”贾荣鄂说。
在财税人士看来，推进税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转型，也是此轮财税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税制结构不断优化。2022年，直接税收入占比为47.10%，间接税收入占比是52.90%，间接税占比相较于2012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但和改革目标仍有距离。
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两项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39.26%，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6.22%，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仅为8.96%。
一位财税人士指出，通过对比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我们发现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现代税制中，个人所得税主要发挥了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比来看，其长期保持在6%～9%之间，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一组数据也验证了该人士的判断。从覆盖面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约650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7.465亿）的8.71%。也就是说，全国就业人口中90%以上的人并未在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范围之内。
基于这种现状，学界普遍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完善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间接税比重，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国泰君安宏观组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直接税无法转嫁，最终均由纳税人直接负担，因此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国家对最终收入进行直接调控。当前国内增值税占税收比重近四成、国内消费税占比一成、进口增值税与消费税占比一成。
“未来，需要逐步提高所得税、财产税和资源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如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的比重，进一步完善税制体系。”国泰君安宏观研究组成员黄汝南说。
发债化解风险
今年前5个月，国债累计发行规模达到了45363亿元，累计净融资11608亿元，创五年来历史新高。
延续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2024年财政政策基调坚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近年来，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提高赤字率等方式，积极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明显。然而，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安排，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在此之前，2023年10月24日，中央也宣布增发1万亿元国债，旨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今年以来，中央持续增加国债发行额度的举措受到市场关注。“结合今年的情况，我们认为，未来政府可能会显著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且央行也会把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作为一种常态化操作，这会提高投资者对国债的关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所长张明分析。
从全年供给节奏来看，2024年5月，两期特别国债相继落地，发行规模在930亿元左右。按照财政部的安排，剩余部分将在6—10月集中发行，届时也将迎来国债供给高峰。
伴随这些债券的集中发行，今年前5个月，国债累计发行规模达到了45363亿元，累计净融资11608亿元，创五年来历史新高。
张明认为，政府增加国债发行，一方面是中央发行国债的空间比较充足。相比美国、日本等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了100%、200%，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低于30%。另一方面，发行国债的成本也相对较低。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2.3%，远低于美国的4.5%。
不仅如此，从债务逻辑看，随着赤字率突破3%，增加国债发行额度，也可以同时适度压缩地方债额度，进而达到中央加杠杆、地方适度控杠杆防风险的目的。
在杨志勇看来，在税收增长乏力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增加国债发行可以提供更多低风险投资选择，这对稳定市场情绪，遏制隐性债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