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晖北京报道
今年，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社会预期改善，但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挑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近期发布的《2024年二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第二季度国内工业生产持续改善和出口持续向好，主要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名义GDP增速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长获得感有待提升。
经济基本面的挑战也蕴含着改革的方向。作为执笔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张斌，在上述《报告》中从内需不足和贸易失衡的角度对当前经济的现状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解读，并针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近期，张斌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提升总需求水平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前的迫切挑战，政策力度足够充分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张斌认为，做好总需求管理，关键是用好、用足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用超出市场预期的力量改变市场预期，就能走出需求不足局面。
政策力量需要大于市场预期
《中国经营报》：2024年已经过半，你在《报告》中也提到，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放缓，社融还没有走出乏力区间，应该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增长挑战，突破口在哪里？
张斌：社融增速不及预期是多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成结果，收入下降、支出下降、信贷下降以及预期下降形成了螺旋式下降的循环。
这个负反馈机制如何去打破？ 结合国际和历史经验来看无非两个办法：一方面是货币政策，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刺激资产价格上涨，减少债务负担，改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是广义财政政策，即追加地方政府的投资。
整体看，目前我们需要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来刺激信贷的增长，继而带动收入增长、支出增长以及预期改善。但需要看到，只有政策力量大到一定程度，大于市场预期，才能扭转这种下行力量。
《中国经营报》：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目前和预期增速还有较大距离，你认为财政政策下半年还有哪些发力空间？
张斌：二季度我国GDP实际同比增速为4.7%，名义增速为4.1%，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地方财政收缩带动内需边际走弱，国内生产强、消费弱的格局还没有扭转，这不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在经济增长中的获得感。
财政政策要发挥逆周期政策功能，用好政府信用，通过低成本举债增加支出。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增速放缓更明显，使得政府支出难以发挥逆周期功能。
我建议：一是要加快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加快执行年初制定的计划。二是增加债券发行，为了走出需求不足局面，目前有能力改变局面的还是政府。想把广义政府支出增长保持在高于名义GDP增速的水平上，就需要额外发债增加政府支出。三是把握好化债力度，避免市场自发信贷增速放缓与压降地方政府债务的叠加。
《中国经营报》：在破解需求不足方面，我观察到你去年以来一直在强调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但目前政策面更偏向贷款利率稳中有降，你认为顾虑主要是什么？
张斌：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比如担忧汇率问题，担忧长期利率持续走低，同时也有声音认为卡点在货币传导机制，降利率不一定有用，一系列因素让目前监管可能倾向保留政策空间。
经济可持续复苏离不开金融数据的改善，货币政策应该把走出低通胀、改善经济基本面放在突出位置。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改善经济基本面，对汇率、资本流动和银行业经营都是更根本性的支撑。即便存贷款利差下降了，银行盈利下降，但资产负债表是改善的，不良贷款减少，持有的资产的估值会提高，对金融稳定也是有帮助的。
要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大幅降低短期利率的方式，提升通胀预期，实现维持正常利率曲线形态的政策目标。
如何应对贸易失衡？
《中国经营报》：202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持续改善和出口是一大亮点，但你在报告中也重点分析了应该关注可能引发的贸易失衡，当前我国贸易顺差较高，应该如何评估这一现状？
张斌：贸易顺差背后有趋势性成分也有周期性成分。趋势性成分背后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不合理成分主要是来自遏制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失灵和政策扭曲。周期性成分来自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变化，也包含了逆周期政策选择的影响。
我国的投资和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举例来看，虽然我国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和燃气等基础设施方面有大量投资和长足进步，很多领域已经接近甚至个别领域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在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地下网管等公共领域的投资还有很大差距。
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获取的贸易顺差，面临着很高机会成本。比如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本的真实收益率不高，多数时候甚至低于国内资产的实际收益率。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斌：一国贸易顺差的扩大对应着贸易伙伴国贸易逆差的扩大，贸易伙伴就会感觉到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以及企业破产和失业压力，对贸易的政治关切上升，贸易摩擦随之而来。近期，美国和欧盟均表达了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忧，而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被视为“产能过剩”概念的一个直观例证，把“产能过剩”议题与中国的强劲出口表现及其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紧密关联起来。
《中国经营报》：针对当前的贸易失衡，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张斌：走出贸易失衡，关键在于消除其背后的不合理成分，需通过减小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具体看可以从结构类政策和周期性政策两大类型的政策调整。
本轮贸易顺差的放大，有结构性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内需不足，是进口增速的过快下降。改变这种局面下半年重头戏还是要通过标准的逆周期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和把握好节奏的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政策扩大内需，继而影响进口，更好平衡贸易盈余。
结构性政策上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激励，把投资和生产补贴转向公共福利支出，打破服务业进入壁垒，推动公平市场竞争，并推动金融服务业改革，更好地服务企业融资和居民养老保险。
《中国经营报》：你建议地方政府把资源从补贴工业企业转移到提升公共服务上，在目前地方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是否存在较大难度？
张斌：这种转移是建议地方政府在使用地方财力的时候转移一下方向，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搞GDP竞赛，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很多钱用在补贴企业上后也由此带来了产能过剩和出口贸易顺差问题。
我的建议是，在目前地方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应该再把过多资源用来补贴制造业，是否能优先用来化债，或者提高点民生福利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对于制造业，需要进一步推动其内部升级迭代走向高质量发展，而不是补贴。让服务业更好成长，对制造业升级也会起到支撑作用。
用好用足政策工具
《中国经营报》：经济基本面面临的挑战也蕴含着改革的方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你如何理解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张斌：通过提升总需求水平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近期的迫切挑战。
发展阶段决定了过去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过热，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过冷。持续的需求不足环境下，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新增就业困难，经济增长的获得感不强，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会持续减弱，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也会增加。
做好总需求管理，关键是用好、用足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用超出市场预期的力量改变市场预期，就能走出需求不足局面。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面向未来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关键点在哪里？
张斌：面向新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目标：一是提升经济增长动能，主要是通过营商环境政策、对内和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工具提升科技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二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通过货币和财政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让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实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和企业盈利增长。
三是促进社会公正，主要是通过再分配政策、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福利和公平竞争机会。
面向未来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确保方向正确，也需要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清楚轻重缓急。提升经济增长动能和促进社会公正是长期挑战，久久为功才会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