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郑瑜北京报道

    6月10日，“第三届新商业文明论坛”——《商学院》杂志22周年年会暨北大国发院商学共创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举行。论坛以“创新·协同：共建全球商业文明”为主题，会聚国内知名学者、商学院院长及企业领袖，共同围绕“科技商学”“未来产业”“校友生态”“开源精神”等前沿命题展开探讨，试图回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围绕“西方旧商业文明与中国新商业文明”作主旨演讲。他提出，在论坛由新商业文明延伸至全球商业文明的命题下，重新讨论商业文明，应当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西方，既承认其历史贡献，也正视其当代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内涵与世界价值。

    辩证看待西方商业文明

    王文表示，过去40多年，中国从西方商业文明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经验，其确立的市场机制、契约法治、专业分工与全球贸易体系，曾长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点应予承认。但他同时认为，对西方不宜抱有过度的崇拜心态，谈论商业文明需要回归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态度。

    在王文看来，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发展时存在偏差，其将市场与政府对立的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并不相符。他主张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推动财富的普惠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演讲中，王文提出了一个判断：过去一二十年，西方商业文明正在出现系统性蜕变，金融资本垄断、寡头利益固化、新自由主义扩张等问题值得警惕。他强调，这一判断指向的是“正在”发生的趋势，而非既成事实。

    他将这种蜕变归纳为五个层面。其一为价值层面，逐利动力一旦异化为对资本的绝对贪婪，便可能转向收割民生、制造危机与炒作套利。其二为结构层面，适度竞争异化为绝对垄断，头部企业通过并购、专利壁垒、渠道控制与平台锁定抑制创新。其三为制度层面，契约法治受到资本力量的侵蚀，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之间形成利益关联。其四为政治层面，政商关系经由“旋转门”与游说体系，演变为资本对选举的影响；他援引相关统计指出，美国前政府、军方及国会人员入职大型国防承包商、退休官员转任说客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五为发展层面，实体经济空心化、金融投机与杠杆套利上升，制造业外迁。同时，ESG与低碳叙事中存在“漂绿”成分。

    王文认为，西方近年面临的诸多困境，根源更多在于其商业文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外部因素。

    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范式差异

    王文以范式对照的方式阐释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新商业文明。

    他表示，在底层逻辑上，西方旧商业文明追求资本增值，中国新商业文明指向人民福祉；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前者强调对立分离，后者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资本取向上，前者趋于脱实向虚，后者坚持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在竞争秩序上，前者走向“赢者通吃”，后者倡导多主体共生；在分配逻辑上，前者向少数资本集团集中，后者追求共同富裕与社会共享；在全球合作上，前者偏向霸权与金融强权，后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他强调，这一对照并非对西方的简单否定，而是扬弃式创新，即在吸收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实践路径的四大方向

    针对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落地，王文提出四方面主张。

    一是政企联动，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落实精准帮扶，构建财富普惠体系，使发展红利覆盖农村，推动电商助农、农村电商这类产业帮扶方式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坚持实体为本，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共生。三是发展普惠金融，推动普惠小微金融与融资成本下降，使大企业带动小微企业、基层受益。四是发展绿色商业，今天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已有相应积累，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回应论坛“全球商业文明”的命题，王文将落脚点放在全球叙事的构建上。

    他认为，中国新商业文明的世界价值在于兼顾借鉴、超越升级与赋能全球，其目标不是颠覆或对立，而是对人类现代商业文明的迭代。在路径上，一方面面向全球南方，通过无附加条款的发展融资、共建“一带一路”与普惠共享，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商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发达经济体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