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文静夏欣北京报道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券商研究所对证券公司的内部价值进一步凸显。一场关于券商研究所的改革拉开帷幕。
中信建投研究所所长武超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目前的券商研究所正在转变十年来的纯卖方研究模式，开始兼顾券商内部价值。既注重外部机构客户，又赋能于内部兄弟部门，实现外部业务与内部服务的平衡发展，将是未来优秀券商研究所的应有模式。
券商研究所重要性提升，研究所人才争夺也在逐渐加剧。2021年以来，仅研究所所长和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变动者即多达至少13次。其中，2022年1月即有3起。中泰证券原副所长、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苏晨，加入国金证券，担任研究所所长；西南证券研究中心原总经理周励谦转战华福证券，出任首席战略官兼研究所所长；华金证券研究所原所长刘军加盟山西证券，职位同为研究所所长。
赋能兄弟部门
注册制下，研究所可以与投行相互赋能，加深合作。在服务企业IPO方面，投行和研究所如同产业链上下游，投行提供产业链上游服务，研究所则侧重产业链下游服务——挖掘企业价值，并帮助企业匹配资产买家。
在武超则看来，资产定价能力是券商的核心竞争力。证券公司本身是中介服务机构，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具有资产定价能力，券商才能充分发挥作为中介机构的价值。
尤其是注册制改革的当下，券商研究所的价值愈加显著，成为券商提高定价权的重要力量。
“注册制下，券商研究所对投行的赋能作用进一步凸显，是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等买方机构之间的桥梁，助力投行将承销股票卖出。”武超则告诉记者。
她介绍道，注册制之后，企业上市标准更加明确，投行前端服务的可操作性相对降低，在保荐企业上市方面，不同投行间的差距相应缩小。此种情况下，如何做好后端服务，帮助企业找到更为合适的战略投资人、把股票更好地卖出去，变得格外重要。而在寻找战略投资人和股票卖出方面，研究所则大有可为。
武超则进一步解释称，要想把股票更好地卖出去，一方面，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出具相应的估值报告和投价报告等，告诉市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对标公司有哪些。另一方面，需要对接买方资源，将体现上市公司价值的相应报告传递到看重上市公司价值的买方机构手中，实现资源有效对接。上述两方面，均是研究所的擅长所在。
武超则认为，注册制下，研究所可以与投行相互赋能，加深合作。在服务企业IPO方面，投行和研究所如同产业链上下游，投行提供产业链上游服务，研究所则侧重产业链下游服务——挖掘企业价值，并帮助企业匹配资产买家。而当券商能够同时提供优秀的上下游服务时，方可拥有良好的定价权，享有更好的市场地位。
除赋能投行部门以外，研究所在资管、自营、财富管理等方面，均可发挥重要作用。
以正在转型中的财务管理业务为例，大财富管理建设需要个人投资者提高专业理财能力，投资者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投教方面，研究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武超则告诉记者，券商经纪业务端正在向财富管理转型，良好财富管理的发展需要个人投资者不断提高专业素养，投资者教育十分关键。在投资者教育方面，研究员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往，投资者教育主要靠营业部的投顾来做，如果券商研究员可以参与其中，则可为投资人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与此同时，券商研报专业性强，目前主要针对机构客户，对个人用户的参考价值有限。但随着投资者教育的发展，当个人投资者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时，券商研报则可为其提供更多支持，研究所出具的总量经济研究、宏观策略、行业策略等，可助力投资者更多关注基本面而非仅聚焦技术面和博弈面，以做出更为客观、理性的投资决策。
研究所与资管、自营部门的合作上，武超则把资管、自营部门看作外部买方客户，像服务买方客户一样服务于兄弟部门，提供针对性的专业研报。如何提供针对性的专业研报？ 武超则认为应当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把专业作为根本，建立完备的数据库、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实现行业的全覆盖。为了做到这一点，需建立稳定的团队。研究是需要沉淀的，无法平地起高楼，只能像垒沙包一样一点一点盖起来。券商研究所只有建立一只以自我培养为主、流动率相对较低的优秀研究团队，才能具有良好而长期的专业研究能力。
第二，输出具有一定前瞻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优质研报。对于买方来说，有实操价值的研报是具有市场前瞻性、引领性、经得住逻辑推敲的，而非一味跟风；不是什么火了做什么，而是今天火的东西，一年前已经预判到并出具相关研报。
第三，熟悉用户所需，提供精准、高效服务。真正懂客户之所需，提供定制化研报服务。
卖方研究向内外价值兼具转变
研究所需要立足于外、服务于内，在做好外部业务的同时，把服务于证券公司自身的价值体现出来。
毫无疑问，随着注册制改革、财富管理转型等，券商研究所对证券公司内部的价值日渐显现，券商研究所转型迫在眉睫。
在武超则看来，券商研究所已经经过两大阶段，现在正是向券商3.0转型的重要时点。
她告诉记者，2010年以前，是券商研究所发展的第一阶段（1.0时代），彼时，研究所不是独立业务部门，而是以内部服务为主。
在以内部服务为主的体制下，研究所价值难以凸显，于是，从2011年起，券商研究所向卖方服务转型，开启卖方研究时代（2.0时代）。在此阶段，券商研究所成为独立的业务部门，服务于基金公司、保险资管、银行等全市场买方机构。此种模式下，市场对研究所进行了合理定价，一方面，通过新财富等评选，进行口碑和品牌的定价；另一方面，研究所实现创收，稳定的收入进一步凸显其价值所在。
但2020年以后，评选出现各种问题，外加注册制改革等使得证券公司对研究所的内部需求增大。现在，券商研究所正步入第三阶段，由打排名、打佣金的极致卖方服务，向内外兼具的均衡发展模式转变。既要讲求对外服务，培养一批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研究员，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研报，又要考虑研究所对证券公司的长期价值，赋能投行、财富管理、资管、自营等业务部门。
武超则强调，研究是证券公司诸多业务的基础，注册制以后，研究所对证券公司的内部价值变得格外重要。服务外部的十年，解决了研究所的价值认可、市场影响力问题，接下来，研究所需要立足于外、服务于内，在做好外部业务的同时，把服务于证券公司自身的价值体现出来。
实际上，随着研究所重要性的凸显，券商间关于优秀研究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仅研究所所长或研究所副所长，2021年以来即发生至少13起变动。
在武超则看来，优秀研究员频繁流动背后有两大原因：券商研究所内卷加剧，券商研究所规模扩大带来的人才需求增加。
首先，研究所内卷加剧方面。武超则告诉记者，研究所的行业集中度在大幅提升，如今，买方机构在挑选券商研报时，一般只选择排名前五者，如果排名在第十名及之后，则几乎不会被看到。研究员做到行业前五，研究所进入前十梯队，才能具有市场竞争力，否则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同时，研究所的长期研究能力而不是短期研究能力将被更多关注。过去，对基金业绩的关注仅局限于当年，现在三年业绩、五年业绩同样被看重。日后，研究所的长期研究能力也会成为研究所评价的重要指标。
其次，研究所规模扩大方面，受三大因素影响。第一，研究是证券公司所有业务的基础，随着证券公司对研究所内部价值的重视和证券公司规模的扩大，研究所规模也将随之增大。第二，买方市场正在变大，研报需求增加；2020年公募基金规模突破25万亿元，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规模等都在迅速扩大；券商研究所可以服务的机构规模增加，研究所规模也要与之相匹配而增大。第三，研究所需要研究的公司迅速增多，尤其是北交所开市后，势必会有大量中小企业相继上市，券商研究所需要关注的企业数量骤增，研究所规模自然要随之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