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的转变,与经济相关的诸多因素都在产生变化。蔡昉作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人口与劳动经济的关系做过长期研究,他认为,虽然劳动力人口在快速减少,但是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就意味着处于合理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同等发力
《中国经营报》:近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你认为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哪些变化能够支撑经济的发展?
蔡昉: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按照15~64岁这个口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随后就以加速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2020年已经累计减少了4170万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速。但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是劳动力数量,还表现在一旦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素质的改善速度也就放慢;机器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提高,资本回报率就下降;劳动力流动减速,也导致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了下来。这都是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实际增长率随之降低。我们已经看到,伴随着人口变化趋势,GDP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减慢。
第二,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就意味着处于合理区间。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情况与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特殊因素的干扰,实际增长率通常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实际增长率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所以是合理的增速。然而,如果需求因素对实现增长潜力构成制约的情况发生,实际增长速度就会跌到潜力以下,就不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了。
第三,要防止总人口达峰的需求侧冲击。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34‰,接近于零增长,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与此相伴的是老龄化加深,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根据一般定义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一方面,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较低,因此,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必然对消费需求造成冲击。所以,从2022年开始,中国需要高度关注需求收缩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这两年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人口出生率还会继续降低,这是否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GDP增长,需要采取哪些短期和长期的政策予以应对?
蔡昉:或迟或早,人口峰值和负增长终将到来,产生对增长速度的需求侧冲击。如果说经济发展新常态,过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的话,现在同时表现在供需两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同等发力。党的十九大和历次中央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相关部署,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无缝连接方式,落实好这些战略和政策。
从短期来看,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处理好“保市场主体”和“保民生”的关系。保市场主体是为了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复苏,使增速尽快回到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保民生则是为了稳定居民消费,稳住内需以便支撑合理的经济增速。稳住市场主体和保护好家庭都是“留得青山在”。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主体和扩大消费的载体,家庭也应该成为应对周期举措的政策目标。
从中期来看,推动改革并赢得改革红利,可以从供需两侧保证实现增长目标。认识到需求制约这个新常态,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需要加大力度,以破解消费制约。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城镇户籍人口,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要分阶段不停步地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合理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立足于在2035年之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以下。其次,围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最后,建立完善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人民福祉,增进幸福感,同时促进生育率向可持续水平回升。
争夺高素质劳动者
《中国经营报》:一些人认为,中考筛选50%的学生进入到职业学校,是仿照德国模式,加大劳动力向高效率制造业的转移,你能否展望一下这些政策最终将取得的效果?
蔡昉:德国或许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中国教育发展既要参考一般规律,也要从自身国情出发,特别是从当前和今后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制造业升级换代也好,高端服务业发展也好,都需要高素质劳动者。我们说的“高素质”,应该包括几个内涵。培养更高水平的技能无疑是职业教育所要发挥的功能。不过,技能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更是日新月异。因此,还要培养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就需要通过更加通识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画地为牢,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所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应该有那么严格的区别,应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出口也不应该人为区分,要形成一个人力资本培养的立交桥,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三,并不必要事先把比例确定下来而一成不变。应该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标准,哪种类型的教育办得好、受群众欢迎,哪种类型的教育就应该获得相对领先的发展。
《中国经营报》:中国地区发展和收入不均衡,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中西部地区收入相对低,我们看到一些东部省份在吸引大学生就业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这种趋势之下,中西部和东部未来将发生哪些差异化的变化?
蔡昉:“人往高处走”。用较好的物质条件打造人才高地,无疑是吸引人才流动的制胜法宝。除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之外,就业创业环境、城市宜居性、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发达地区都占优势,导致人才和劳动力“孔雀东南飞”。目前实施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改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条件,提高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其他举措可以加快这个趋势。
首先,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甚至中小城市,可以在物质条件之外挖掘自身吸引力,即借助“水往低处流”的势能,主动降低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譬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步伐,就可以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和劳动力的先发优势。
其次,从国家层面协同整合各种类型的区域发展战略。每个地区实施的战略都为该区域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如果每种战略实施效果相同的话,例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沿海率先同步推进,区域差距仍然会存在。因此,区域均衡发展既要关注区域内的发展,也要关注区域间的均衡。
最后,国家层面促进区域均衡的最重要举措,就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尽快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区域均衡发展是在解决一个不均衡后,继续解决新出现的不均衡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衡,有利于稳定区域人口格局。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便可以因势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