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杜丽娟北京报道
作为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窗口，企业微观成本变化成为衡量成本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5年开始，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目标，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与之相关的是，尽管中央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但企业端的感受并不明显，尤其是当进入风险经济时代，企业成本越来越多来自于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仅着眼于减负目标似乎已经不够，而需要切实增强企业外部环境的确定性，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
宏观税负下降
对于降成本政策的改革效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2021年“企业成本”在线问卷调查显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达到了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目标。
尤其是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大礼包”。“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超7.6万亿元，仅2020年就超2.6万亿元，2021年也达到了1.1万亿元的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税降费政策对降成本的成效。
财科院以2020年调研结果为例，通过对17482份企业有效样本的梳理，结果表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率为83.4%，较2015年最高值85.13%下降了1.73个百分点，其中“企业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费用的比重”这一项的数值，在2018~2020三年里下降了1.95个百分点。
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通过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我国持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并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这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自2015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降成本就成为市场主体纾困、助力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发力点。总结6年来的改革效果，我国宏观税负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看，这一数值从2016年的17.5%降至2020年的15.2%，下降了2.3个百分点，而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看，其也从21.4%降至18.0%，下降了3.4个百分点。在此之前，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成本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在刘尚希看来，这些变化进一步表明，当前持续出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降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险转化为成本
虽然各类降成本减负政策实施力度在持续增强，但根据财科院每年的调研结果，目前多数市场主体感觉成本依然很高，未来发展压力也比较大。
“为什么政府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企业仍然感觉成本压力大？新发展阶段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上升，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下降？ 企业成本下降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对于调研中社会关注高的热点话题，课题组相关人士如此总结。
从传统研究方法看，目前学界和政策部门研究降低企业成本的思路，一般都是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分类实体成本出发。
在财科院调研报告中，上述几个指标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人工成本为例，调研显示，2018～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113元，实际平均增长6%，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35元，实际平均增长5.48%。
财科院“企业成本”在线问卷数据中，2018年～2021年上半年，样本企业月平均工资平均增幅为9.44%，其中202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较2020年的平均月工资增长了12.63%。
此外，2021年国内大部分省市已经逐渐将社保收缴转移至税务机关，征缴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企业劳动保障类成本随着我国社会保险政策不断完善而动态上调，成为除货币工资外最大的成本。
课题组成员程瑜介绍，基于这样的调研事实，当前全行业平均工资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这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支出压力。“企业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所处环境、体制机制，因此并不能完全由企业自主控制，而是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程瑜介绍。
调研选取的一个最直观案例，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企业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比如，为保障复工复产，企业投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执行隔离政策等，这些最终也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预期，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刘尚希对此分析。
在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的背景下，市场主体也需要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从整体上把握成本问题，以此降低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