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杜丽娟北京报道
作为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窗口,企业微观成本变化成为衡量成本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5年开始,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目标,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与之相关的是,尽管中央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但企业端的感受并不明显,尤其是当进入风险经济时代,企业成本越来越多来自于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仅着眼于减负目标似乎已经不够,而需要切实增强企业外部环境的确定性,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
宏观税负下降
对于降成本政策的改革效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2021年“企业成本”在线问卷调查显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达到了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目标。
尤其是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大礼包”。“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超7.6万亿元,仅2020年就超2.6万亿元,2021年也达到了1.1万亿元的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税降费政策对降成本的成效。
财科院以2020年调研结果为例,通过对17482份企业有效样本的梳理,结果表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率为83.4%,较2015年最高值85.13%下降了1.73个百分点,其中“企业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费用的比重”这一项的数值,在2018~2020三年里下降了1.95个百分点。
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通过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我国持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并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这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自2015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降成本就成为市场主体纾困、助力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发力点。总结6年来的改革效果,我国宏观税负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看,这一数值从2016年的17.5%降至2020年的15.2%,下降了2.3个百分点,而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看,其也从21.4%降至18.0%,下降了3.4个百分点。在此之前,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成本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在刘尚希看来,这些变化进一步表明,当前持续出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降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险转化为成本
虽然各类降成本减负政策实施力度在持续增强,但根据财科院每年的调研结果,目前多数市场主体感觉成本依然很高,未来发展压力也比较大。
“为什么政府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企业仍然感觉成本压力大?新发展阶段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上升,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下降? 企业成本下降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对于调研中社会关注高的热点话题,课题组相关人士如此总结。
从传统研究方法看,目前学界和政策部门研究降低企业成本的思路,一般都是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分类实体成本出发。
在财科院调研报告中,上述几个指标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人工成本为例,调研显示,2018~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113元,实际平均增长6%,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35元,实际平均增长5.48%。
财科院“企业成本”在线问卷数据中,2018年~2021年上半年,样本企业月平均工资平均增幅为9.44%,其中202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较2020年的平均月工资增长了12.63%。
此外,2021年国内大部分省市已经逐渐将社保收缴转移至税务机关,征缴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企业劳动保障类成本随着我国社会保险政策不断完善而动态上调,成为除货币工资外最大的成本。
课题组成员程瑜介绍,基于这样的调研事实,当前全行业平均工资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这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支出压力。“企业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所处环境、体制机制,因此并不能完全由企业自主控制,而是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程瑜介绍。
调研选取的一个最直观案例,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企业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比如,为保障复工复产,企业投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执行隔离政策等,这些最终也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预期,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刘尚希对此分析。
在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的背景下,市场主体也需要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从整体上把握成本问题,以此降低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