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日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升，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R&D经费总量和基础研究投入双双迈上新台阶。

    《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达到30782.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延续较快增长势头。公开信息显示，中国R&D经费从1万亿元提高到2万亿元用时8年，从2万亿元提高到3万亿元仅用时4年，说明近年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而在更能代表研发经费投入水平的投入强度指标上，2022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近10年来第二高。这一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介于欧盟（2.2%）和OECD（经合组织）国家（2.7%）平均水平之间。

    在近几年备受关注的基础研究方面，2022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速比R&D经费快1.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并且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这说明基础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与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形成了投入—产出的呼应。同时，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企业，R&D经费高达23878.6亿元，比上年增长11.0%，在R&D活动的三大执行主体（另外两个是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增速最快，对R&D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4.0%，比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在遭受疫情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不易，也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韧性。

    总体看，随着科技创新之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科研经费的投入规模保持了较快增长，顺应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需要，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在科研经费投入规模和强度站上新台阶的同时，科研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偏低、结构失衡等老问题，依然需要加快解决。

    前不久，某地审计厅发布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当地9所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于1%。其中一所高校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实施了862项科研项目，总经费达到1.31亿元，却没有一项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这样的案例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一些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却是事实。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因此建议完善法规体系破解科技成果产业化瓶颈，着力破解科研人员职务成果“不敢转”“无法转”等问题，进一步畅通校企、企企、政企合作机制。

    科研经费腐败问题，也是蚕食科研投入效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媒体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从2013年到2016年，与科研经费相关的案件呈递增趋势。而从大量现实案例来看，违规套取科研经费，把科研费异化为采购费、“关系费”的情况，在一些领域并不罕见。也就是说，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中，部分科研经费实际遭遇了“非科研化”，并未真正用在刀刃上。此外，科研经费预算脱离科研活动实际需求，拨付时间滞后等问题，也影响到科研效率。可以说，一方面更加明晰科研经费监管“红线”，强化经费使用上的监督、审计，有效堵住“跑冒滴漏”，一方面通过优化科研经费的分配管理，为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松绑”，让经费的拨付和考核更加匹配科研活动的规律，对于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缺一不可。

    优化科研经费投入结构，是另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如从投入主体来看，当前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在总投入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国家财政科技支出规模不到企业的一半。并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到近七成，央地之间在科技资金投入方面的权责不清、交叉重复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在当前地方财政承压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继续实现“只增不减”的目标，并充分保障一些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的科技创新需求得到满足，改变这一状况更显迫切性。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已在制度层面作出回应，当前需要加快落实。

    从分配情况来看，现有财政科技经费配置以竞争性项目为主，而更需要稳定资金支持的基础研究经费虽然近年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占比仍仅有6.57%，总量相对不足的问题还需要根本性解决。此外，还有政协委员指出，要探索建立基础研究青年人才的遴选、培养和长期稳定支持机制，给予青年研究者更多的经费保障。同时，考虑到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要确保科研经费投入的稳增长、可持续，还应多管齐下，持续提升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信心。这既需要通过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来鼓励企业的投入积极性，也有赖于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企业有稳定的发展预期。

    总之，在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实现跃升后，也要更加重视通过优化体制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因为只有投入和转化率共同提升，才能实现投入价值的最大化，也才能为社会创新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