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谭志娟北京报道
绿色低碳发展是一种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新能源产业要配合数字技术共同发展。没有数字化的配合就没有新能源；没有新能源，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限制。”在“202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发展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强如此表示。
能源转型给我国带来发展机会
在刘强看来，欧洲是能源转型或者说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推动者。目前由于战争，欧盟不再从俄罗斯进口油气，但这反而更刺激了欧盟，使其加速能源转型。
“欧洲加速转型对中国新能源产品提出需求，也就是我国的光伏产品、锂电池产品、电动汽车产品‘新三样’出口快与这个背景有关。”刘强说。
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7578.3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4.1%。“新三样”出口市场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月14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新能源产业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我国出口的“新三样”
绿色低碳产品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强还指出，中东是最大的产油、产气地区，资源比较稳定，但面临人口增加的问题。以沙特2030愿景为代表，中东国家要进行能源转型，有着光伏资源优势，这为中国产品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像华为在中东地区、北非地区做各种光伏项目以及制氢项目，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转型提供了新的市场。
记者获悉，中东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年均太阳辐射量普遍在2000千瓦时/平方米以上，是全球范围内光伏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
制造业是能源转型最重要的支撑
在绿色能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带动下，能源产业尤其是绿色能源产业与制造业日益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刘强表示，能源转型对中国经济有很大影响，最重要的支撑是制造业。
据刘强介绍，新能源需要制造业，像光伏、风电都是制造业，有了制造业才能有新能源。而制造业最关键的是成本下降，光伏之所以现在能大规模推开，主要源于成本的下降，这是能源转型的基础所在。在制造业为王的时期，我们要推广新技术，才能让更多可再生能源进入能源体系中。
国际能源署称，到2050年，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减少75%以上，才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刘强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成熟的技术和市场化，否则是实现不了。只有新技术的场景应用以及更低的成本，才能实现能源转型。
不过，刘强指出，能源转型会产生新的安全问题。未来新能源靠材料，中国需要的有色金属和很多关键金属材料来自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这会带来新的能源安全问题。同时，电力的波动性和复杂性程度也会增加，电网的稳定性将成为新的能源安全挑战。
谈及中国能不能彻底实现能源转型，刘强表示，最根本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经济可行性的技术路径。
“根据能源规划模型，我们相对找到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技术路径，它可以分为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绿色电力的发展，其次是从电力到氢，然后从氢到甲醇，在多种燃料比原来更复杂的能源体系下如何让它适配，不同能源之间配合起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能源结构的调整，未来的能源转型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刘强说。
刘强同时指出，能源转型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能源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投资、就业、GDP和税收。
刘强还表示，从今年的数据来看，中国转型不单有外部动力、自身动力，也有压力。例如，传统依赖的煤炭资源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煤炭是越挖越深，代表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煤炭不同品种不是都适合发电的，适合发电的煤炭也越来越少，再加上越来越高的成本，导致去年煤炭的进口量从3亿吨增至4.5亿吨，接近50%的增速，这代表我们的煤炭已经不廉价了。“相比较，新能源更廉价，虽然说要求更高，也就是技术控制难度更高，但是电网的技术进步也在伴随着这个过程，所以给了我们更好的转型前景。”
针对绿色发展的趋势，刘强提出了三个判断：煤电的地位在下降；东部地区的自给率在上升；消费达峰和碳达峰会提前到来。
对此，他提出三个方面建议：一是新能源一定要配合数字技术共同发展；二是灵活性的管理，提高电网的要求，提高电力的消纳比例；三是发展氢能、甲醇为介质的燃料电池，这是新的制造业领域。
刘强解释说，虽然燃料电池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发展，但是未来从示范应用到大规模应用前景较好。例如，现在无人机用的锂电池是金属，很重，但是若换成很轻的氢燃料电池，可以增加很多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