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志超追寻“红色雄鹰”冯达飞的故事

    中经记者陈靖斌 赵毅清远连州报道

    在广东清远连州市博物馆展厅内，黄志超把一本书举到胸前，又稍稍往上挪了挪。

    “这样就不会挡住后面的字了。”

    书名是《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研究文集》。为把散落在各地的史料汇集起来，黄志超与冯达飞亲属乔国华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编校。他既是主要编辑者之一，也是书中多篇文章的作者。

    说起冯达飞，黄志超总要先强调一个称谓：“红军第一个共产党员飞行员。”

    “共产党员”几个字，他说得尤其清楚。

    有人将驾驶“列宁号”的龙文光称为红军第一个飞行员，也有资料把这一称谓用于冯达飞。黄志超比对资料后认为，两者需要区分：龙文光驾机加入红军时并非中共党员；冯达飞则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过系统航空训练。

    “加上‘共产党员’，既尊重龙文光的历史贡献，也能更准确说明冯达飞的身份。”他说。

    几个字的增减，在黄志超看来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在为一名革命先烈寻找更准确的历史坐标。为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冯达飞，他已经追寻多年。

    “家乡没有写清楚的，就到历史发生地去找”

    黄志超，笔名夏韵，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现为连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冯达飞1901年出生于广东连州，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赴苏联学习航空和军事，参加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中央红军长征，先后从事部队指挥、军事教育和理论研究，皖南事变后被捕，1942年牺牲。

    这样一名经历横跨航空、炮兵、步兵和军事教育的人物，为何长期没有得到与其经历相匹配的关注？

    黄志超逐渐意识到，冯达飞留下的足迹太广：广西有他参加百色起义、转战右江的历史；江西有他主持红军军事教育的经历；安徽记录着他在新四军工作和陷入皖南事变后的最后岁月；连州则是他的故乡，也是红七军“小长征”的重要落脚点。

    仅靠家乡现有资料，很难拼出一个完整的冯达飞。

    2020年11月，连州市政协组织委员赴广西百色、江西上饶、永新和安徽皖南等地，专题调研冯达飞革命事迹。黄志超随队同行，负责撰写考察报告。

    “到了外地，才发现不少家乡材料里没有的内容。”他说。

    在江西，他们查到冯达飞被捕、关押和遇害经过，以及他编写、翻译军事教材的史料；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旧址，他们了解到，冯达飞曾主持军、政、文日常训练，为新四军培养军政人才4000多人。其他资料还显示，他曾在《红色中华》连载《军语小词典》，并参与军事理论研究和抗日游击战争著作编写。

    “连州原有材料只知道他在皖南事变后被捕牺牲，但人物、时间和过程并不完整。”黄志超说，“到了历史发生地，很多线索才连起来。”

    调研带回来的不只是复印件和书籍。原本印在展板上的冯达飞，开始变成一个有才能、有性格，也有具体人生选择的人。

    “他最后一次回乡，带回的是一支红军队伍”

    黄志超研究冯达飞，也因为他的革命人生曾与家乡发生过一次重要交汇。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湘、粤、赣数省，史称红七军“小长征”。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使部队给养短缺。

    1931年1月19日，红七军进入连县。对冯达飞而言，这是参加革命后一次特殊返乡。

    “军部决定发挥他熟悉家乡情况的优势，帮助部队筹集给养。”黄志超说。

    冯达飞回到东陂走访乡亲，宣传红军主张。红七军随后进入星子、连州城一带筹款筹粮。守城军队纵火焚烧城外房屋后，红七军停止攻城，转而组织军民救火。大火扑灭后，城内商会和群众改变了对红军的认识，筹集光洋、粮食、布匹和药材支援部队。邓小平后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七军工作报告》，也记录了相关情况。

    “冯达飞带红七军回到连州，不是衣锦还乡。”黄志超说，“他带回来的是一支处在困难中的革命队伍，也让家乡群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补充给养后，红七军继续北上，最终到达中央苏区。冯达飞也从家乡再次出发，此后再未真正回到连州生活。

    多年以后，家乡将冯达飞故居所在地豆地坪改名为达飞巷，修缮故居，建设纪念场馆和红军小学。2017年，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人民空军英烈墙上。

    “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继续讲”

    近年来，黄志超撰写、发表了多篇有关冯达飞和连州红色历史的文章，并参与整理了《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研究文集》。部分书籍被送到冯达飞红军小学和有关单位。

    他希望，资料不能只留在研究者的书柜里。

    连州的纪念馆、烈士陵园和红军活动旧址，每年都会迎来党员干部、军人、学生和普通群众参观。遇到预约讲解、讲解员忙不过来时，黄志超也会站到展板前。

    “有人预约，我们就讲。讲解员休息，我也可以讲。”他说。

    讲红色历史多年，他越来越在意听众是否真正记住一个人物，而不只是听到一串职务和年份。

    讲冯达飞，他会讲“马克思号”如何被修复，讲他怎样把俄文军事教材译成中文，也讲他在狱中拒绝劝降；讲红七军，他会讲部队如何停止攻城、帮助群众救火，在最困难时仍坚持群众纪律。

    “历史最后要落到人身上。”黄志超说，“一个人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选择，今天的人才能理解那种精神。”

    目前，他仍在整理《红色连州》书稿，希望在退休前推动出版。问及退休后是否还会继续，他答得很快：“会。以前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退休以后时间多一点，还可以继续整理。”

    展厅里，黄志超再次翻开手中的书。纸页间，冯达飞驾驶飞机、创办军校、参加长征、拒绝劝降的人生轨迹，与黄志超一次次查找、走访和辨析史料的足迹交叠在一起。

    一个人早已离去，另一个人还在不断寻找。

    从连州到百色，从永新到皖南，再回到家乡的展馆、学校和课堂，黄志超所做的，是把一段散落在各处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他说，“我就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