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晖 北京报道

    经过了从无到有的发展阶段后，我国的普惠金融服务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10月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中指出：从中长期来看，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下一步，要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面对这一愿景，监管、市场、机构应该如何校准目标？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通过三年来对200多个家庭的跟踪调查和20万个微弱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引入“金融健康”的概念和评估维度发现：我国的普惠群体虽整体具备一定的金融健康水平，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建议金融供应商将金融健康纳入自己的商业模式构建。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的背景下，这项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可谓抓住了普惠金融高质量进阶的“牛鼻子”和“靶点”。市场共识在于，在普惠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将金融健康纳入政策框架，提升了社会各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健康的重视程度，会推动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从强调金融可得性向增进普惠群体金融福祉的目标迈进。

    金融健康已引起关注

    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现象是，普惠金融服务主要群体——以灵活就业者、绩效薪酬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为代表，广大微小、弱势经济主体的金融健康状况正面临挑战，这也成为关乎“六保”“六稳”的重要议题。

    在由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中，调研团队三年来通过对陕西宜君、湖南平江、上海等地的200多个家庭和小微企业的跟踪调查，以及20余万中低收入人群的数据分析发现：多重因素影响下，大部分家庭收入减少伴随着开支上升，储蓄持续消耗，金融健康急需得到重视。

    事实上，金融健康（Financial health）是在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它用于衡量个人、家庭、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顺畅地管理日常收支、稳健地应对财务冲击、周全地准备未来成长发展所需财务资源，并保持财务掌控力。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提到普惠金融时主要强调金融服务可得性，特别是贷款的可得性。“这些可能已经有些不合时宜。需要我们谨记的是，提升金融的包容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增进中小微弱群体的福祉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对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全球各国普惠金融指数（FINDEX）第一次将金融健康指标包含了进去。“其中有两项指标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是反映金融韧性的，即成年人在需要意外开支时能否在30天内筹到钱。第二个是反映潜在风险的指标，也就是人们最大的隐忧是什么？”贝多广表示。

    金融健康并非新的发展或学术议题，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变迁特征。事实上，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对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方向，比如更加关注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居民家庭和个人的金融状况以及普惠金融的风险防范。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在《报告》研讨会现场表示，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金融健康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高级形态。这项调查系统提出了守护金融健康的机制、环境和发展原则，对于今后高标准建设我国金融健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尹优平也进一步提出，通过对金融健康的研究，下一步应该加快金融健康建设，探索如何通过金融健康的建设来应对个体的金融脆弱性，有效提升金融资源的偿债率，从而助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上，要从战略层面上完善政策法规，强化普惠金融的教育，从而制定出能够衡量个体家庭的健康标准。

    融入商业模式是关键

    经济主体的金融健康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也发生在经济主体与金融服务供应商、雇主和政府部门的交互过程中。一旦发生金融不健康的情况，往往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就要求金融服务的供应商——金融机构层面拿出更多作为。

    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是，对于金融服务供应商而言，维护和提升客户金融健康通常被认为只是履行社会责任或消费者保护义务，甚至可能会承受过高的成本甚至造成商业损失，与以追求利润背道而驰。

    因此，如何客观判断客户的金融健康与供应商商业效益的关系非常重要。

    贝多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营不是涸泽而渔，如果客户是脆弱的，或因为使用了某种金融服务而更加脆弱（例如，过度负债或信息严重缺失的金融决策），那么供应商可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商业效益吗？“我发现，最近几年一些国内外保险机构在客户投保后，会每年赠送客户健身卡，希望客户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锻炼，也很好说明了这种认知。”他表示。

    对于机构而言，《报告》认为：如果金融服务供应商能够在愿景、文化、业务上与客户金融健康对齐，将有助于降低机构、从业者与客户利益冲突导致的危机。

    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程瑞在日常经营中发现，在小微业主资金流、现金流健康前提下，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或者渡过当下困难的经营周期，就有更大机会提高盈利性。

    今年7月份，程瑞在平安普惠所有的小微企业客户中做了2000多样本的调研，其中有38%的小微企业明确表示流动资金只够维持三个月以内，有62%可以维持三个月以上，仅有34%可以维持到六个月。

    在他看来，当关注更多小微企业的金融健康之后，其实是丰富了机构洞察小微客户不同的视角，从此前只看风险数据到关注其更多元的经营状态、更多元的财务行为和金融行为，可以进一步服务产品、服务、渠道、设计的方法论。基于这些发现，除了融资服务以外，机构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增值服务以及其他的金融服务。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蚂蚁花呗。近年来，很多用户已经发现花呗在展业中持续下调授信金额，采取了更加科学的授信导向，也尝试通过相关助手类产品引导用户量入为出，合理规划每月开支。而在更高层面，蚂蚁集团在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表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教育就是两个最主要的议题，强调ESG战略和业务的融合，从而形成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客户金融健康提升的互相促进。

    在《报告》执行主编莫秀根看来，将客户金融健康落实到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商业实操层面非常重要。“无论是防止过度负债，还是对未来发展目标进行金融规划和准备，如果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发展目标中没有客户的金融健康结果，那么再厉害的客户或者监管者都有可能勒住了这匹野马，而又放走了另一匹马。”他表示。

    事实上，在给市场化机构加责任的同时，我国非营利性金融组织建设也有待强化。国际上，除了政策性金融，商业兴金融之外，合作金融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类机构在我国却非常稀缺，因此国际机构的运营思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处长、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办主任白澄宇透露：比如有170年发展历史的“储蓄互助社”系统是由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通过自愿方式参与组成的非营利的、互助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它成立和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股东谋取最大化利润，初衷就是通过互助的方式提供储蓄、信贷和保险等服务，帮助他们的成员解决日常的财务问题。因此，它的初心使命就是实现成员的财务健康。”

    在贝多广看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商业模式融入了客户的金融健康结果，并且有效连接起雇主和政府福利体系，金融生态体系将有望成为社会经济安全的“加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