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瑜北京报道
伴随着消费金融行业赛道的玩家增多和行业规模扩张，消费金融公司在公开资料中的涉案信息也大幅增长。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全行业已开业的二十余家消费金融公司裁判文书数量总量已经超过26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起诉借款人与执行文书，有总资产不到头部公司三分之一的腰部持牌公司，诉讼数量已经逼近4万件，数量超过头部公司的30倍。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凯律师告诉记者，影响诉讼案件数量的因素也比较多，通常会认为逾期的借款合同数量越多，那么对应的诉讼案件也会多。除了这个因素，金融机构的诉讼策略选择、借款合同中有无加速到期条款、是否不采用诉讼方式而是仲裁方式等，都可能影响诉讼案件数量。
而在案件数量攀升的背后，记者也发现了多年以来这个新兴行业与催收的更多故事……
债务催收合规探索
“几千元钱的消费贷款利润微薄，如果逾期超过3个月，光是催收成本已经上千。”一位曾经在北京网络贷款公司从事贷后催收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在出于成本等考虑之下，短信、电话成了机构最常用的催收方式，而基于回款压力与催收团队的管理困难，最后这些联络慢慢又朝着“呼死你”（注：全天不间断电话联系）、“爆通讯录”（注：拨打借款人每一个通讯录好友告知借款人逾期的情况）发展，在一些上门催收的情况中，甚至出现肢体冲突。
在一份裁判文书中，催收公司接受某消费金融公司委托，对借款人进行外访催收过程中，非法拘禁并持续殴打借款人，造成借款人多处骨折。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下简称“裁判文书网”）上，还有催收业务员为了催收欠款，编造爆炸威胁的恐怖信息等行为。
这些不规范的催收行为不仅仅对背后的金融机构声誉造成影响，也为社会秩序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监管对于催收工作的管理与规范越来越完善。
2021年7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严禁委托涉黑涉恶机构和个人催收”。1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引发《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催收行为要严格遵守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严禁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可与第三人进行联系，但联系第三人时不得透露债务人具体的欠款信息和欠款金额，可询问债务人的联系信息。
与此同时，消费金融公司也在积极加强有关管理。“我们开业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合规进行贷后管理，掌握好有效催收与非法催收的‘尺度’。”在近年成立的一家消费金融公司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而随之产生的另一大现象却是“反催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曾在公开论坛上表示，过去几年，对非法集资活动、暴力催收行为、套路贷等行业乱象的打击取得了较大成效，互联网金融体系得到进一步规范，但也出现了一个风险隐患——部分借款人通过多种渠道、高频率投诉金融机构，以达到“逃废债”的目的，这种行为逐渐职业化、中介化、标准化。
在上述背景下，不少从业者开始积极探索其他渠道与形式开展催收工作，比如司法催收。
有总资产排名在行业前十的消费金融公司向记者透露，当前处理逾期主要通过AI提醒、短信提醒、电话催收等方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比例金额大约占到3%。
彭凯向记者表示，司法催收（特指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进行债务追偿），其效果相较于电话催收、催收函、律师函等形式，震慑力肯定会更好，安全性更佳。司法催收流程中两个环节的效果可能比较好，一个是司法冻结（典型如冻结银行卡），另一个则是进入执行环节后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引入互联网法院批量解决
需要了解的是，在行业中，把逾期催收分为四个阶段：M0、M1、M2、M3，分别对应逾期一个月以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正常万元的消费贷款，M1先联系家人同事，M3走访借款人的真实住址。但如果发现借款人存在虚假和欺诈的行为，金融机构就会找外包催收公司。”有催收机构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在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合规风险突出的情况下，记者发现在接受催收消费金融公司业务主体中多了一抹身影——律师事务所。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人士告诉记者，“这种债务人逾期案件其实就与保险射幸（以不确定性事项为合同标的）类似，将逾期资产批量打包至律师事务所，前期案件受理只收取百元基本费用或者不收取费用，采取风险收费的模式，按照消费金融公司每笔上限20万元计算，律所可以分到20%～30%。”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池明城律师表示，因为消费金融领域多数都是快贷、快审、快批，没有深入审批亦未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所以消费金融领域比较多坏账烂账，外包催收公司管理难，暴力催收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较大，加之最新刑法增加了非法催收的相关罪名，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催收是当前较为审慎的、合法保护债权的重要途径。“通过司法途径维权之后，可以合法的保护该笔债权，避免该笔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之后而无法获得公权力的保护。”
但池明城同时也提到，“因为对于基层法院来说，每年的案件量是十分巨大的，每个法官手头都有数不清的案件，以至于消费信贷小额贷的大批案件让基层法院十分头疼。因为每个案件都需要立案登记，十分耗费基层法院的人工资源。”
有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也公开坦言，线上小额贷款用户遍布全国各地，较为分散，现有法律体系难以支撑催收。“我们99.99%的业务单笔低于2万元。”
可喜的是，在各界的努力下，也有新的变化与机会正在萌芽。新的纠纷解决方式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比如，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道（2020）》（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到的催收司法应对情况变化，其中互联网法院诉讼保全开始取得进展，与地方司法效能逐渐显现便是两项重要的变化。
“互联网法院诉讼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电子证据收集确认难、系统对接难等问题，且各地政策不一，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但目前已有2家消费金融公司（海尔、杭银）取得了积极进展，完成了与互联网法院系统的对接（含证据链的上传确认），实现了案件的线上批量受理与审判，互联网法院诉讼金额占比均超过了20%。”上述《报告》表示。
池明城表示，“若能成功与互联网法院系统完成对接，将立案登记的工作转移至原告或其委托人完成，大大减轻基层法院的压力，也能消减主观不予立案的不利因素。”
一家华东地区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介绍，如果到司法清收阶段，考虑到小额分散的业务特点和管辖法院的承载量，公司会探索通过律师函、诉前调解等多渠道纠纷解决方式，希望尽量多得处理逾期纠纷，增加回款。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公司在地方法院都通过支付令等创新手段增加了案量，也开始尝试客户属地诉讼。
而在电子证据收集等方面，有消费金融公司已经开始采用区块链技术应用支持形式，由记者获得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传司法区块链（以下简称“上链”）用户已达92016人，上链借据总共213201笔，合计约18.07亿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司法催收日益普遍的过程中，困难也仍然存在。
“批量诉讼的后续执行并非完全有保证，由于批量诉讼往往金额较小，实际真正进入执行环节的数量相对较少，因为完成诉讼流程包括了审判和执行等环节，审判解决胜诉与否问题，拿到胜诉判决之后才进入执行流程，还得经过执行立案（除非债务人主动履行），所以一件案子要通过强制执行回款到位，程序上面是比较复杂和漫长的。据我了解，在实践中很多司法催收看重的，更多时候是前述提及的法院查封冻结，将债务人名下银行卡查封冻结，对于逾期回款会有一定效果。”彭凯说道。
事实上，在信用卡论坛网站上，确实存在有不少逾期借款人在咨询被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冻结了银行卡、微信以及支付宝钱包账户后的解冻问题。
“至于批量诉讼以后的后续执行只能通过经办律师跟进案件进展，并需要与执行法官保存紧密联系，若通过法院执行系统查询后被执行人名下并无任何财产信息，那么法院会终结本次执行，后续经办律师能否提供新的财产线索是能否成功执行的关键之处。”池明城补充道。
彭凯表示，对接互联网法院，提高了诉讼程序启动的便捷度，且往往是小额信贷（非抵质押贷款）才会选用互联网法院线上开庭之类的做法。互联网法院在案件受理能力、数量消化上确实相对占优，线下立案，受制于法院的收案数量控制等原因，不可能动辄几百个案件一并处置。“但也存在有些虽然完成了对接，但是也仅有一部分案件约定了互联网法院管辖，而约定了其他管辖条款的案件则无法通过互联网法院处理。”
“有些机构并非不是不想通过诉讼，而是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诉讼。”有从业者向记者表达了当前部分机构的另一难点。
上述从业者表示，目前业内对于早期的客户信息掌握不完整，甚至连身份证复印件的信息都缺失，无法满足司法诉讼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
而在裁判文书网上，记者也看到有湖南某地律师事务所为进行催收工作，铤而走险采用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最后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