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阳琛张家振上海报道

    202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步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城市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居民对高品质、多样性和个性化服务需求不断攀升。

    “在人口向大城市和市中心集聚的趋势下，提升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不仅能够促进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递交了《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助推消费城市建设的提案》。

    陆铭表示，近20多年来，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再加上追求低密度的规划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历史同期低约10个百分点。因此，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空间布局，推进高质量的城市更新工作，对于打造既高效又宜居的消费中心城市至关重要。

    过去，我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密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陆铭表示，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实践上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和疏散人口，削弱了中心城区的消费活力、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创造就业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在追求GDP增长和尽力增加税收的动机下，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和增加企业税收的考虑，在城市更新中更倾向于提供商服用地，而非住宅用地。”陆铭指出，由于住宅供应有限，且受到高度和容积率的严格限制，像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等大城市的闲置商服用地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导致商住用地价格倒挂，而且降低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尤其是夜间人口密度，进而降低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适度提升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有利于释放消费活力。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东京虽然遭遇经济衰退，但随着空置商业和住宅用途的灵活转换，东京都市圈核心区人口密度大幅提高，1995~2020年人口密度保持不断上升态势。在这一时期，日本居民的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线上消费不仅没有削弱线下实体消费，反而通过赋能为后者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商业模式创新乃至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陆铭表示，部分城市规划考虑不足，在城市更新中采用统一的街道布局、建筑风貌，牺牲了老城区的多样性。新城新区的规划大多采用“宽马路、疏路网、大街区”模式，影响了城市的消费活力。一些较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形态往往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推高了城市的运营和生活成本。

    都市圈内部空间形态也阻碍了中心城市释放消费集聚、辐射、配置和带动功能。陆铭分析认为，我国受到传统的规划思想影响，卫星城发展模式成为比较主流的城市空间规划模式，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足，存在职住分离等问题。同时，城市之间轨道交通沿线未得到充分开发，中心城市的消费集聚、引领功能也难以发挥。